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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开启民智”,1917年底退出政坛后潜心学术研究,从而又以学者身份体验了图书馆的重要性.他终生与“大书藏”、“藏书楼”及“图书馆”打交道,在图书馆学原理、目录学和辨伪学等方面颇有建树,曾身兼松坡图书馆馆长（1923）、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和北海图书馆馆长（1926）等三职,为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古代校雠学迈向近现代图书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学科发展路向上,梁启超曾经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阐述.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长梁启超发表演说,强烈呼吁建设“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的“中国的图书馆学”[15].他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主张在广义目录学（传统校雠学）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自从“中国的图书馆学”命题提出来之后,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思考与探索,力图开创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路.这篇论文地址:http://www.sxsky.net/yishu/04090033.html
民国图书馆学家拚弃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主张继承古代校雠学说的合理内核与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杜定友指出：“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全面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中国图书馆有中国的特别情形、特别应用,不是把外国的东西贩运过来,就可以用的.”[16]刘国钧认为西方图书分类法无法适合中国古书的分类,以及欧美著者目录与传统书名目录各有所长,因而希望通过新图书馆运动来解决图书馆事业中的问题.正如他所言：“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46]在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的继承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整理中国的书籍要研究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也要掌握我国校雠学（广义目录学）的知识”；“用四部分类法分现代书籍固然穷屈不适用,但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分中国书籍,其穷屈比四部更甚”；“中国古代编目中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下来,如章学诚倡及的‘互注’、‘别裁’的方法,就可以施用于新的书目编制中去”；“中国古代有编纂大型类书的文化传统及好的经验,新式图书馆要加以发扬”；“图书馆管理人才的养成,不能光靠一所图书馆学校,要在大图书馆里设立学校,一面学理论一面从事学习[4].事实表明：发扬光大传统的校雠学说,借鉴吸收西方的图书馆学,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正确选择.6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启示
6.1坚持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近代“西方文明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国人往往非理性地批判传统文化.不少学者激进地提出“废孔学”与“废汉字”,甚至声称：“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47]这种偏激态度一方面扫除了西学传播的障碍,另一方面产生了传统文化断裂的教训.20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亦存在“西化”倾向：一二十年代学日本,三四十年代学欧美[48].这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49].校雠学是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是古代学者“读书治学”的思想积淀.其实,我国近代“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并非完全是西方图书馆的翻版；古代“惠嘉士林”的各类“开放式”的藏书楼,就跟西式图书馆类似与相通.由于受到不同文化体系的影响与制约,图书馆学必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校雠学说实乃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瑰宝,贡献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另类方式,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民国学者主张消化吸收欧美图书馆学,并结合实际改良“中国的图书馆学”.杨昭曾经指出译著“只合于图书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只可供应用不能示提倡”,“只能供参考,不能资比较”[18].因此,他极力主张以编书取代译书,从而将“合理借鉴”与“推陈出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等的仿杜、改杜、补杜与辅杜的分类法,杜定友、王云五、赵景源等学者根据西方原理创造的汉字检字法,以及图书馆学教学中东西方并重的图书馆学课程等,都是将传统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结合的典范.
我们对待传统的校雠学说,必须拚弃一无是处的虚无主义或盲目夸大的自恋情结.针对校雠学说日渐式微与图书馆学过度西化之不良倾向,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学者采取“两相融合”的正确态度,梁氏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幕式上公开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尽管当时欧美图书馆学表现极其强势,但传统校雠学说依然显现出独特作用.譬如,古籍分类不宜使用西式分类法,却适合采用传统四部分类法；汉字排检法不可能在西方图书馆学中找到解决办法,却可以在传统字词排列中得到启发；古代“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类书,萌发了采用“主题法”编排组织的质朴思想；传统目录中的“解题”体现了“辨考”思想,姚名达亦说其优于西方目录.毛坤撰文《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50],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本土化发展途径.西方图书馆界极其重视经验、技术与方法等,长期偏颇地将职业技能与工作方法当作关注焦点,难怪乎其图书馆学长期陷入是“术”而不是“学”的论争.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抛弃传统校雠学思想,效法西方图书馆管理的技术方法,似乎建立了“科学的”图书馆学,但实质上不仅割裂了古代“治书之学”的精髓,而且导致了当前图书馆学发展的困境.显然,过分贬低传统的“校雠学说”,取而代之以西方的“图书馆学”,我国图书馆学未免“科学化”过了头.清末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时时“殷鉴”的宝贵财富.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必须承继校雠学说,坚持走一脉相传的“本土化”道路.
6.2融入图书馆学的世界化
文艺复兴、印刷术改进与工业革命接踵而至,欧美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纷纷问世,“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图书馆观念日益普及.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影响极其深远,除宏观的图书馆“开放”思想之外,微观的图书馆“经营”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分类方法、卡片目录、读者服务及参考咨询等,都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界的管理技术.当然,盲目跟风的照搬方式不可取,而甄别借鉴后的创新模式则倍受欢迎.1876年,杜威十进制分类法难以兼容中文书籍,国内学者根据其原理编制了一系列仿杜、改杜与补杜的分类法.1928年,沈学植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的图本；图书馆工作,是图书馆技术的材料”,但图书馆学“当然不仅研究技术而已”,还应有“理论上的探讨”[51].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消化吸收,同样包括技术与理论或应用与理论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中肯地指出：“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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