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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图书馆学季刊》,一贯坚持体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办刊宗旨.颇有意思的是：该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的办刊宗旨表述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7],此后其办刊宗旨变更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见《图书馆学季刊》）.也就是说,从第一卷第二期开始,“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便排在“参酌欧美之成规”之前.这种看似无意的更改,其实表露了民国图书馆学家重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基本观念.2.2欧美图书馆学的引进
清末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无不感慨“泰西”都会之地繁华的藏书院、博物院,并呼吁仿效西方开办书籍馆、藏书院之类的藏书楼/图书馆.改良派与维新派积极介绍欧美先进的图书馆事业,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思想随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从最初介绍泰西的“藏书院”到清末创办开放式的“藏书楼”,再到后来兴起美式的公共图书馆,这个过程初步完成了我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的变革.“新图书馆运动”普及了开放式的公共图书馆观念,引进了西式分类法与卡片目录等图书管理方法,为我国古代传统藏书楼转变为近现代图书馆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从此,我国图书馆走上西式图书馆发展的轨道,形成定时开放、公开借阅、平等利用的管理模式.新图书馆运动绝非仅仅创办一系列的新式图书馆,构建类型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已经开花结果,开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近现代化的新时代.当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与“事业说”已经出现,图书馆经营、分类编目、读者服务等基础理论研究成绩突出,这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大清国留学日本风潮渐起,欧美文化经日本转手之后传入中国.图书馆术语、图书馆概念、图书馆译著、图书馆学思想等,无不留下了日本的印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留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潮流也出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原始“真经”源源不断地输入,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也逐渐从日本转向美国.毋庸讳言,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思想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发展,深深地受惠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流传与影响.甚至连“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舶来品”.1923年杨昭撰写的《图书馆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不过,其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定义,可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货”.他在组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时,首先介绍了德国学者休叶氏的图书馆定义：“图书馆是搜集有益的图书,随着大家的知识欲望,用最经济的时间,自由使用的地方”；然后引用了德国马叶氏《百科辞书》（1905）的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是把关于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的,总和为有系统的研究”；还据此认为图书馆学包括两大部,即图书馆历史与统计说,以及整理与管理说[18].欧美图书馆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创造了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2.3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历来有关“新图书馆运动”的起始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对其发展高潮也有不同的解读.其实“新”是相对“旧”来说的,如果将传统藏书楼/图书馆视为“旧图书馆”,那么清末以后图书馆创办高潮就是一场“新式的”仿效西方的“图书馆运动”.清末新政建立的图书馆与民国建立的图书馆在“开放”的本质上基本一致,其差别主要是藏书开放与读者服务的程度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清末新政至抗战爆发这个时期,我国仿照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以及宣传日本欧美图书馆思想的活动,都应当作为“新图书馆运动”.1917年至1920年,以及1925年前后,通常被视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两次高潮期.新图书馆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短期之内图书馆数量成倍地增加.据统计,1916年全国图书馆293所（包括巡回文库）,1918年增至725所,其中通俗图书馆286所[19].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第一次高潮刚刚形成,1918年的图书馆数量就相当于1916年的2.47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数量急剧增长,新式图书馆思想迅速传播,“新图书馆运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图书馆观念.社会公众平等利用图书馆的理念深入人心,较大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古代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以及从传统校雠学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是“新图书馆运动”重大的成果.3.3社会教育的普及手段
清末洋务派与维新派等主张兴教育、办学堂、启民智,并把创立西式的公共藏书楼作为社会改良的主要内容与重要工具；而传统士大夫认为藏书楼是弘扬儒学、研读经史的处所,建立公共藏书楼只不过是仿照乾隆故事罢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其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是激进抑或保守,都支持与拥护这种新式的公共藏书楼.近代改良主义先驱者郑观应深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在《藏书》一节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式藏书楼思想,提出应当在中国创建公共藏书楼.郑氏由衷地赞美“泰西各国”的藏书院,积极地倡导藏书开放与学习西方办馆模式,从而真正实现“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24].诸多仁人志士掀起“倡新学”、“启民智”、“育人才”、“开风气”、“兴民权”的文化救亡运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因此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艰难转变.它前承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后启近现代“藏用并举”的图书馆伟业.维新派曾经提倡广开“书藏”,并在学会中附设藏书楼,供会中人士或会外民众阅览.清末新政之后,学校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官办图书馆、私立图书馆以及阅报社等纷纷成立,成为了当时社会教育极其重要的支柱.
民国建立后,社会教育一度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图书馆事业尤其是通俗图书馆事业喜获发展良机.知名学者、教育人士与图书馆学家都热衷于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提出了诸多关于创办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建议与措施.从社会教育角度创建图书馆是一场“开启民智”的文化惠民之举,这远比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更加接近芸芸众生.图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社会民众的教育普及问题,跳出了传统读书人“独上高楼”的情怀,这无疑是专注“辨考”的校雠学所不及的.近现代图书馆是除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一大教育机关,它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平等的服务.人们逐步接受与认同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不论贫富,官绅平民,男女老幼,皆可自由入览,真可算得是一个平民大学院,推广平民教育的最好方法”[25],“民众教育必赖图书馆宣传而普及,更必赖图书馆辅助而完成”[26],“民众图书馆真可谓民众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27],“民众图书馆教育,确为我国目前要唤起民众、训练民众唯一的良剂”[28].还有学者提出：民众化的图书馆应当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程度的限制、没有职业的限制、没有贫富的限制[29],从而“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30].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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