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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藏书纪要》等,阐述了藏书的采集、分类、编目、流通、版刻、使用等问题.章学诚通过总结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等校雠学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集古之大成的《校雠通义》.校雠学说从《别录》《七略》的肇始,到《通志·校雠略》的发展,再到《校雠通义》的光大,形成了系列的文献整理理论.正如清代学者朱一新所言：“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等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5]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是我国第一部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理的专书,全面地记录了北宋馆阁制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馆舍、馆员及其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使用等.明代邱濬撰《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主张增设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改进购书方法与制定图书馆规章等,譬如提出：“富余之书,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贮藏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雠勘正.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6].明末胡应麟著《经籍会通》,第一次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考察历代图书的收藏与聚散情况,探讨藏书功用、书目类例与分类方法等问题.胡氏初步确立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7].清代周永年的《儒藏说》阐述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图书馆学思想,如“公藏公用”、“藏书流布”、主题整序法、编制联合书目等[8].显然,我国古代学者在藏书管理实践中系统地总结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曾经一度领先世界,即使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乃至后来的图书馆学“整理论”与“管理论”而言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3古代校雠学说的体系
“校雠学”亦称“流略之学”,原意指研究“九流”、“七略”的学问.最初的“广义校雠”主要阐述文献作用、书目作用、书目分类、书目方法等问题,通常散见于各书目之序等文献中.《周礼》和《史记》等著作涉及有关图书的访求、分类、编目、典藏等问题,反映了古代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别录》与《七略》的问世标志着校雠学已经诞生,当时的文献整理包括校勘、辨别、分类、编目等步骤.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共21论69篇,系统地阐述了类例（分类原理）、著录范围、著录方法和类书、解题四大方面[9].有学者提出：郑樵目录学思想由求书、校书及分编三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性体系；这三个阶段又分别与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紧密相关[10].《通志·校雠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阐释校雠学说的理论著作,其在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章学诚特别推崇郑樵的“校雠”思想,所著《校雠通义》详细地阐述了校雠学的起源、目的、任务与流变,明确地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校雠学理论.章氏指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并针对校雠学之目录、校勘、版本等三大内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在分类著录上,特别强调“序录”的重要性,提出互著与别裁、辨嫌名与著残逸、编韵编和制索引等具体方法；在校勘方法上,提出系统的“校勘条理”,强调校勘必须持有的态度和方法；在版本方面,提出广储副本、采辑补缀、书掌于官等观点[11].毋庸置疑,《校雠通义》是继《通志·校雠略》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校雠学理论著作,它进一步开拓了校雠学说的研究领域.
图书整理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环节,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要求；图书目录是图书馆藏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读书治学的基本途径.在长期的图书治理活动之中,校雠学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我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被称为校雠学,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组成,一般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从西汉至隋唐五代,图书依靠抄写,流传不畅且屡有散亡,校雠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撮旨意、叙作者、定是非、考存亡、分类例、明源流等,代表作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宋代以后,印刷术普及,图书易得且错误减少,校雠学的研究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其内容增加了访图书、详著录、辨真伪、辑佚失、纂类书、职掌管等,代表作有《通志·校雠略》、《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校雠通义》等[12].显然,我国古代的校雠学说已经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士大夫读书治学所必须具备的“显学”.总之,校雠学说是关于文献整理与文献管理的理论体系,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典藏学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2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条件
2.1古代校雠学说的传承
我国古代不仅有比西方更为出色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有决不逊色于西方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值得充分肯定的是,20世纪初期孙毓修、梁启超、杜定友、刘国钧等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传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1909-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书,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的藏书管理经验、充分吸收了日本与欧美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系统阐述了新式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正如其《序言》曰：“援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之报告,而成此书”[13].这里的“密士藏书之约”即祁承所著的《澹生堂藏书约》,“庆增纪要之篇”即孙从添所著的《藏书纪要》.孙著全篇以阐述业务工作技术方法为主,力图将古今中外图书馆管理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能够正视古代图书馆思想与西方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也就无愧为当时图书馆界新旧学术交融的经典之作了.古代藏书管理方法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改进,并在近现代图书馆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当一本图书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主题时,明代祁承提出了“互”与“通”的概念,清代章学诚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当今目录组织中“参见”与“分析”类目的前身[14].从“互”、“通”到“互著”、“别裁”再到“参见”、“分析”,既是一脉相承的分类著录方式,又是不断发展的文献揭示方法.
从学术发展的源头来看,校雠学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基因,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1925年,梁启超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15]次年,杜定友提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16]这就是说,民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虽无其名却有其实,并且还达到了“通贯研究”与“精到见解”等相当发达的水平.自1926年创刊至1937年终止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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