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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函授学校授图书馆课程（1939年）、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添设图书馆学系（1947年）等[34-35].1920年以后,几乎每年都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训练班及函授教育.毋庸置疑,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难得的学术交流平台.

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的行业组织,开展了业务协作、经验介绍、学术交流等活动.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因经费困难,无法开展活动而停顿[38].1924年3月,北平图书馆协会诞生,有团体会员20个,个人会员30个；同年6月,上海图书馆协会接着成立,有团体会员30个,个人会员80人.此后南京、天津、苏州、济南、浙江、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图书馆协会,全国各地图书馆协会约有25个[39].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期刊纷纷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交流,尤其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备受学者关注.当时图书馆学国际交流卓有成效,如韦棣华、克乃文、鲍士伟与莱爱尼等纷纷来华,而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刘国钧等则出国求学.韦棣华曾经四次代表中国出席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馆协会会议：1907月5月参加美国图协29届年会,1924年6月参加美国图协46届年会,1926年10月和裘开明等四人参加美国图协50届年会,1927年参加英国图协50届年会并使中国成为倡导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十五个国家代表之一[40].1925年底,中华图书馆协会特委托刘国钧为代表,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1925年年会[41].1929年6月15日至30日,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在罗马召开,沈祖荣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并于会后参观与考察了10多个欧洲国家的图书馆.作为国际图联的发起单位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再次派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正是通过各种频繁、密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民国期间我国图书馆学跟上了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步伐.

5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目标

5.1创立“大众的图书馆学”

古代文献管理与利用的特权为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垄断,“学统王宫”之时史官独家专享“文献权”,“学在四夷”之时士大夫阶层参与分享“文献权”.对普通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更有目不识丁者连名字都不会写.显然,古代图书馆只是“鸿儒”聚集之所——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阶层的读书天堂,决非“白丁”往来之地——一般社会公众不能也不必进出的文化禁区.当时图书馆用户是谈经论道的读书人,而图书馆管理官员及图书整理人员则是享有崇高地位的饱读之士.中国古代秘阁（国家图书馆）职员的社会地位较七品官吏要高,所谓“一经此职,遂为名流”[42].古代图书馆通常“不向社会开放”,并形成“重藏轻用”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图书馆的利用,还是校雠学说的传承,都与普通劳苦大众没有关系.校雠学被誉为“读书治学入门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读书引导之资”,其目标就是培养博古通今的士大夫.古代藏书楼“惠嘉士林”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其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责,更决定了校雠学说是一种知识精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体系.古代图书馆实乃士大夫“研讨学术”之“治书”场所,因而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说”必定是“精英图书馆学”或“贵族图书馆学”.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渐次兴起,实际上既是欧美图书馆学思想不断传入的直接产物,又是欧美图书馆学理论生根发芽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不仅涌现面向社会公众的图书馆,而且出现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学.随着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受到人们认可,专家学者纷纷从社会角度审视图书馆事业,并初步形成“大众化”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他们高度肯定图书馆的民众共享特征,提出“民众对于‘公有’和‘公用’的图书馆,自然有应享的权力,也有应尽的义务”,前者包括使用权、监察权、建议权、请愿权,后者主要是纳税义务、守法义务、尚公义务[26].正如李小缘所言：“公共图书馆乃人民之公共产业”,既可“人人得而管理之”又能“不出资而利用之”[43].近代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普遍兴起,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接连增多,前往图书馆阅读的普通民众持续增加,突破传统桎梏的图书馆管理技术与服务方式不断出现.传统书斋式的“校雠学说”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西方大众式的图书馆学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机.因此,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的变革与转型,就是要从士大夫阶层的“校雠之学”转变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众图书馆学”.

5.2发展“科学的图书馆学”

校雠学说是古代图书馆工作经验持续积淀的产物,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于一体.古代学者极其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而非常轻视图书加工、整理、修补等“雕虫小技”.因此我国古代有关“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异常发达,而有关“图书管理”的职业技能甚为浅薄.近现代欧美图书馆普遍向社会开放,图书采访、分类、编目、典藏、服务等活动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之重心.于是,我国以前备受冷落的藏书建设、文献加工与读者服务,就成为了馆员必备的职业技能、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及专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日新月异,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与指导.相对西方图书馆管理技术与工作方法而言,校雠学说因难以满足新型图书馆的业务要求而被贴上落后与保守的标签.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创办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传统校雠学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09年,孙毓修开始撰写《图书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图书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校雠学的范围.1926年,洪有丰提出：“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44]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之中,校雠学说被视为“非科学”或“前科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不可避免地打上欧美之烙印.从四部法到杜威十进分类法,从书本目录到卡片目录,从封闭看守到开放借阅,从收藏儒家经典到收藏科技书籍,从单个图书馆管理到图书馆事业管理等,西方图书馆学“实用至上”与“技术至上”的管理技能得到了充分应用.1919年秋,戴志骞自美归国后对清华图书馆进行全面改组,设置管理、中文编目、西文编目和参考4股,在图书馆界开创了设立参考部门的先河[45].20世纪初,在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影响下,古代面向统治阶级的“资治”活动终于扩展到面向普通民众的“参考咨询”.我国图书馆学开始从传统治学方法转向技术应用层面,全面吸收诸如卡片目录、开架借阅、巡回服务、馆际互借以及十进分类法等西式图书馆技术与方法,从而迈向所谓的“科学图书馆学”.教会团体与传教士纷纷创办教堂、学校与医院等,并在其附设的图书馆中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业务技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随后,沈祖荣、戴志骞、杜定友等留洋学者相继归国,将国外图书馆发展经验与图书馆学学科理论介绍给广大国民,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图书馆学”的发展.文华大学图书科等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仿照美国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开设专业课程,促使图书馆学在大学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培育了一批坚持“科学图书馆学”的薪火相传之人.西方图书馆管理理念、技术与方法的广泛传播,促使“科学图书馆学”大行其道.

怎么写图书馆本科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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