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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诗歌、小说等传统悠久的门类而言,报告文学研究不仅队伍不成规模,而且整体水平低下.而与此相反,报告文学创作却不但已有百多年的丰厚积累,而且自新时期以来发展迅猛、成就显著.同时,由于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一方面,其创作的有效探索与新鲜经验不能得到及时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使它缺乏应有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实际又关系到对文体性质的重新认定以及观念革新与文论“重构”等诸多重要问题.总之,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国报告文学已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它和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一道,已构成与虚构文学双峰并峙的两大系统之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国报告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报告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对于文艺学的创新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文学批评,还是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都是如此.因而本文试联系当前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从当下文学批评、文论体系“重构”与文学史“重写”等方面,具体探讨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的创新问题.

一 报告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

在近年的文学批评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与“如何评价新世纪文学”.这两个问题对报告文学研究关系密切、意义重大.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一般认为是由所谓“垃圾论风波”引起的.实际上,在“垃圾论”之前,就有人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要“为当今文学洗个脸”,等等.不过,真正引起论争与“风波”的,的确还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所谓“垃圾”论:先是王蒙宣讲“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接着,陈晓明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中国立场”、“中国方法”等,遭到肖鹰、张柠等的反驳,王蒙、陈晓明被指斥为“唱盛党”;此后,《北京文学》开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专栏进行长达半年的讨论;在《文艺争鸣》等刊物上,除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等继续阐述他们的观点外,还先后有雷达、於可训和张清华等也结合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谈了他们各自的看法.笔者认为,这场讨论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新世纪文学与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改变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这场讨论的意义主要不在“结果”而在于“过程”,即在于它所暴露的问题和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第一,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学风来进行学术批评与研究是作风浮躁、从“理念”出发,还是求真务实、从“实践”出发第二,我们应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它是否存在所谓“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第三,“文学”观念是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它是否只包括小说等虚构文学而不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第四,究竟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它是否应包括“新世纪文学”这些看似普通的常识问题,实际上不但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讨论甚至是进行一切学术争鸣必须明确与解决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调整心态、明确立场、端正学风,然后再谈得上严肃的“百家争鸣”与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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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学风问题.此问题不仅在这场讨论中存在,而且在较长时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不仅在小说等研究中存在,而且在有关报告文学等评论中也存在:一是我们时常听到(或读到)有关某某教授、博士因涉嫌抄袭、剽窃等而被处分、曝光的消息;二是不少非“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也在讨论中妄下断语;三是不断有非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断言报告文学已经“死亡”或“灭亡”.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和思考:为什么提出或支持“垃圾”论与“灭亡”论的大都是非“专业”学者或“圈外”人士他们的“惊人之语”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其中是否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的成分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在干部左右(或以上),即使是专门研究小说的学者,要对该文体的整体状况作一判断都相当困难,何况还有数量相当的长篇纪实文学和其他作品又何况是包括数十年来诸多文体与复杂现象在内的“当代文学”试问:面对如此巨大的现实“存在”,非“专业”或“圈外”学者能作出“糟得很”或“好得很”的结论吗实际上,不论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垃圾”论,还是针对报告文学而言的“死亡”论,其论者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如果其批评只是一种“表演性的论战”,那就不过是“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一种对抗,农夫悉心呵护着他的田园,细数庄稼的收成,自然有喜悦和满足处;而游牧人骑马而来,践踏一番,所见乃是一地狼藉,自然嗤之以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的确不应是空泛的夸夸其谈或“惊人之语”,而是扎实的阅读、研究与理论创新.只有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争鸣与建设.

其次,关于立场与价值标准.我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有“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而且需要有“现实立场”与“现实标准”.就前者而言,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需要外国人的“干预”才会引起重视或加以关注为什么“洋人”的“垃圾”论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而“国人”一再提报告文学“死亡”论却反响甚微在这里,除了传统观念与文体偏见之外,难道不存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实际上,顾彬所说不但只是“一家之言”,而且不是严格的学理论述而只是一般的“有感而发”,我们最多是“洗耳恭听”而不必当作“金科玉律”.退一步说,即使“垃圾”论是严谨的学术论断,即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较深透,那也有个立场与价值问题.即他毕竟是站在西方立场、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事物与谈问题的.试问:他对我国“沉重”、“忧患”的现当代历史,有我们国人的切肤之痛与感受之深吗对我国的国情现状与现代化追求,有我们国人的了解深透与焦虑、期盼吗尤其是,他对新时期至今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全面了解吗因此,正如有人所说:“评价中国文学应该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的评价立场,而不应该盲目地拿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国文学”;“好文学歹文学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就是好文学.搞好文学评价也要‘因地制宜’,既然是中国特色的文学,就应该用中国立场来评论”.

关于“现实标准”,牵涉到“什么是文学”与“新世纪文学”等问题.因为,包括顾彬在内,这场论争中的不少学者――尤其是赞同“垃圾”论者,他们心目中的“当代文学”不仅未包括报告文学等,而且未包括“新世纪文学”:前者是因观念陈旧而未将报告文学等视为“文学”或至少未视为正统“文学”;后者是因阅读与视野所限而未顾及“新世纪文学”.实际上,如果将这两个缺陷弥补,得出的可能是另一结论.因为,笔者至少依据报告文学 等纪实文学的“半壁江山”而可得出结论:中国当代文学不但不是“垃圾”,而且与“唱盛党”一样,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确处于“最好时期”,也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如从“流派论”角度考察,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报告文学流派或“准”流派,一般都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如“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继新时期初以徐迟等为代表的第一次高潮后,1990年代后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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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鸣生等为代表,持续发展、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高潮;“社会问题派”――问题报告文学,表面看来,似乎1980年代是最繁荣的巅峰期,实际上,自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胡平等作家的“学术体”和《中国农民调查》等创作为代表,它更进入了沉稳、综合发展的新阶段;“时代典型派”――英模报告文学也是这样:1980年代还只有穆青等少数人的少量短篇,而自1990年代以来,则不但涌现了以邢军纪、何建明等为代表的大批作家,而且还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尤其是“历史反思派”――史传报告文学,1980年代还只有黄济人等的少数作品,而自1990年代至今,则随着纪实文学思潮的持续升温,它不但成就了叶永烈、邓贤、张正隆和王树增等大批“专业”作家,而且还涌现了《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系列和《中国海军三部曲》等大批重型长篇.“国土热流派”与“环保生态派”等也是如此:也基本上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篇幅由短到长且形式、风格更趋成熟、多样的态势.

总之,无论是从观念变革与整体发展还是从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也的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确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期”.如果说,王蒙、陈晓明和孟繁华等主要是从小说等虚构文学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那么,笔者则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角度也对此进行补充和呼应.如关于“最好时期”之说,笔者认同的理由是: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既没有“五四”以来第一个30年的“救亡压倒启蒙”,也没有第二个30年中的“文革”动乱与极左政治干扰,因而不存在沈从文等人的“改行”与大批“右派”作家的被耽误20多年,而基本上是从“思想解放”到“和谐建设”的稳步发展.这也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能够自我超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不正视现实,不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整体并进行具体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永远固守传统、囿于现有体制与观念,就会认为鲁迅永远不可超越、现代文学永远高于当代文学.实际上,“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高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而他的这种文化信念与人格精神,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也不但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得到了整体超越.这一点,应当说,报告文学比小说等表现得更为集中、突出,表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坚定的文化信念与人格精神.

二 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论体系的“重构”

中国文论体系的“重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进行探讨、争鸣与关注的热点,但至今为止尚停留在呼吁、探讨与反思阶段,还未进入系统的理论建构与整体的体系创新.然而,报告文学研究却对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与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质的变化,而我们现有的文论体系不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且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因而远不能解释与规范当今的报告文学“实践”.如就文体分类而言,受西方文论影响,它主要分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类,但把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排斥在外.因而它是一个以虚构文学为中心、只承认“虚构”而不承认“纪实”是文学的体系.可是实际上,我国从《尚书》开始尤其是自《史记》以来,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纪实文学传统;报告文学虽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却是一种最富现实精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最大的严肃文体,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爱国忧民与责任担当的有效方式.这一点,我们从它在反帝反封、抗日救亡和抗美援朝等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尤其是从它在新时期以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更可见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这一点,我们只要从科教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等流派与赵瑜、胡平、叶永烈、李鸣生、何建明、徐刚、陈桂棣等作家的创作即可清楚看出.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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