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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伦理上“独善其身”的人格风范和“惬意自在”的人生哲学,演变为绘画和诗歌中“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写意传统,而且也展现为陶渊明笔下远离世俗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桃花源”,塑造成沈从文笔下那个远离污浊的纯情而孱弱的“翠翠”.在理论上,“超脱于现实”的本质是“避世”,首先,这个“世”是指政治文化现实.刘勰所说的“夫道以无为化世”、“无为以清虚为心”⑥的超脱态度,就是这种回避的体现.“避世”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一方面是对政治权力所代表的官场现实的逃避,倾向于呈现虚静、恬然、惬意的、与世无争的人生,这一点在陶渊明的人生中体现得比较充分.陶渊明几次拒绝为官,视官场为污浊世俗之地,视“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为自己理想的生活,思维上是把官场看黑了.如果通过万念俱灰不再介入官场之事,也不想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官场现实,那么这样的“儒道互补”或“弃儒择道”,既不会妨害官场社会,也不会影响与改变现实社会,从而在外在功效上是肯定了官场和现实社会,内在功效上是回避了面对现实的痛苦和知识分子影响与改造社会的现实承担,并因此使得道家的回避现实具有配合儒家介入现实的功效.其次,回避现实还会造成回避生命现实、欲望现实从而呈现泯灭生命欲望和自我意识的漠然状态,即老子所说的“忘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汪曾祺的《受戒》,其共同点在于将士大夫的田园野趣传达得淋漓尽致,将世外桃源的农家心灵描述得一尘不染.这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⑦的处世美学,固然区别于儒家的“六艺济俗”、“礼教为训”⑧,为中国文学向世界贡献了一种总体性的“生存理解”,但由于回避生命和自我实现之冲动而难以与现代性对生命和欲望的重视接轨,从而使得其审美人格的单一化、脆弱化、虚幻化而难以应对现代复杂的生命之问题.在《边城》中由厚道的老人、和气的小伙、乖巧的少女组成的与世无争的“茶峒”社会里,翠翠之所以过着的是一种“自在”而不“自为”的生活,是因为“自为”的缺乏不仅体现在翠翠的无欲、无我、无不满、无抗争,而且表现在她对爱情的自我追求与创造的主动性不够.这样,翠翠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就不主要在于社会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在于翠翠缺少人应该有的生命意志和自我实现的冲动.总体生存态度如果受随遇而安的道家意念所支配,就会使得中国女性的纯朴总是与软弱相辅相成,并构成中国妇女虽然善良但只能逆来顺受的可怜命运.

所以,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穿越现实”之命题,是因为中国文学如果不能从传统文学中提炼出勇于面对、尊重政治文化现实的作家和作品,同时在文学内部又不应回避、不轻视对人的世俗欲望、身体感受的再现与表现,就不能造就能够体现“丰富的现实内容”的文学.这意味着,对前者而言,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回避政治现实,而且在中国政治文化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尊重并表现政治文化现实内容就是文学表现现实内容的真实性之重要的方面,并因为文学的这种尊重使文学与政治文化现实构成一个大的家庭.在此方面,苏轼与陶渊明的异同比较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苏轼与陶渊明均有相似的从官场隐退的人生经历,也有比较相似的道家之超脱的文化风范.但比之于陶渊明明显的田园乐趣,苏轼则形成自己非儒、非道、非禅的达观而不失进取、进取又不失平和的精神和思想指向.也因此,苏轼作为“中国式独立者”,意味着他是一个不脱离儒、道、释,但又是儒、道、释难以把握的人,是一个不脱离“旧党”与“新党”,但又是“旧党”和“新党”都视之为异己的人.落难黄州过着田园生活的苏轼,形态上虽然很类似“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但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与陶渊明的“性本爱丘山”有着质的不同苏轼是政治落难到黄州,不是自己的刻意选择,这就形成了两人对充满世俗利益争夺的“官场”的不同理解:苏轼是“不怕官场”,陶渊明是“惧怕官场”.苏轼在官场虽然环境险恶,但依然坚持和实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没有绝望于官场,苏轼不在意官场从而“穿越了官场”,而陶渊明是太在意官场从而“回避于官场”.陶渊明更接近道家的“超脱”,而苏轼则是“超脱”很难概括的.苏轼在黄州其实与他在宫廷任“翰林”并无二致:见溺杀婴儿事就挺身而出与他

在朝廷见王安石新法祸国殃民挺身而出并无二致.正是在这里,我认为苏轼显示出与陶渊明不一样的对“官场世俗”的态度和理解:苏轼可以将道家式的“游”作为“工具”来完成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之创造,而不在意他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不会使写政治还是不写政治这种儒道循环模式成为他思想创造的屏障.而对后者而言,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虽然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表达对陶渊明生活态度的赞赏,然综观陶渊明和苏轼的全部诗歌,在表现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和欣赏方面,陶渊明只有唯一被后人诟病的《闲情赋》⑨,而苏轼的《东坡乐府》三百四十首诗中,有近90%的诗是婉约类的写友情、爱情甚至对艳情欣赏的诗,《江城子》、《减字木兰花•,得书》、《蝶恋花•,离别》、《南歌子》等为其代表,这就说明在对欲望和世俗化现实中,陶渊明的总体态度也是像回避官场一样回避的,而苏轼则以坦然面对甚至欣赏的态度来为他的“大气”获得基本的注解.尤其是,陶渊明写《闲情赋》,以“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之屈原风范而未脱离苏轼所言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之儒家审美格局,而苏轼不仅有直接赞美歌妓性感的“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更有写给妓女的“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的调侃幽默小调,说明苏轼对女性以及男女之欲望的日常化的坦然心态,不是一个“好色而不淫”就可了得的.更为紧要的是,尊重世俗欲望所构成的现实,不仅会形成“难以去欲”的健康人格,而且还会形成亲情、爱情、儿女私情、友情、民族和国家之情都是人的生命张力展开的不同感情空间的从容胸襟,只有这样的坦然和胸襟,才能使苏轼比陶渊明少了“超脱现实的空灵”而多了“亲和现实的朴质”.这样一种亲和世俗欲望的创作心态是陶渊明虽然直抒心臆但却有些空灵的《闲情赋》所难以比拟的.

另一方面,《庄子内篇•,大宗师》借颜回话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又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这里的“知之所知”是指顺应自然之道和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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