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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曹丕《典论》创为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结合二、三世纪之交汉魏之际好为人物优劣辩论的时代风气来考察,本不足为奇,但专门提出屈、马二人来作比较,并明确宣示屈优马劣,其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显得更为鲜明.一方面,如果置于那一历史时期辞赋文学仍占有强势与主流地位的特定的文学史背景,则具有将辞赋文学传统分裂为二并进行价值重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建安时期文人五言诗蔚然兴起,屈优马劣的价值论述,正好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新的文学思潮的迎接.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辞赋文学向诗歌主导的抒情文学传统转型的关键阶段,曹丕所立的这一优劣论,未尝不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学核心价值建构的一个风向标.
自从中国文学上“风骚”的正统地位建立起来之后,普通的读者很难想象,除了《诗经》之外,还有谁的权威性可与屈原及《楚辞》相比.但是,在经过“经典化”成为经典之前,处于历史常态之中的《楚辞》,它的主要代表作家屈原,曾经是一位成就与汉代辞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一争高下、互有胜负的文学人物.这一现象在西汉后期至汉魏之交时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本文提出曹丕在其名著《典论》中对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作的论述来分析研究,这绝不单纯是汉末建安时期对于屈原、司马相如二位作家的评价的问题,更涉及到《楚辞》的接受、汉赋的传播以及两汉魏晋时期文学传统的建立等问题,涉及到中国文学史上以辞赋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向诗、赋双峰并峙统率文学的传统的转变,涉及到建构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价值的问题.藉助于对曹丕“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这一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希望能够对汉魏之际文学观念的建构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作出较为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这一次“优劣”辩论,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文学的正统逐步走向以“唐诗”为最高代表的抒情诗传统,具有观念导向的特别地位.
一、曹丕“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的提出及其背景
现在可考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见于曹丕的论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卷一○○；《全三国文》卷八)按：《北堂书抄》、洪兴祖《楚辞章句》(卷一《离骚》题注引)引此节论述,题作“魏文帝《典论》”.为了给下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这里先将这段文字略作疏通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设问者曰：“屈原、相如之赋孰愈”二人的作品通名之日“赋”,值得注意.对于屈原究竟如何认识与称呼他的作品,或许众说纷纭,曹丕的论述显然按照的是《七略》、《汉志》以来的传统,以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该题目见《七略》、《汉志》“诗赋略”第一类).其次,对于屈原、司马相如作品的优劣的设问,回答者的见解又大致可以分为二层意思来理解：一者讲屈、马各有所长,二者提出屈原优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论断.再次,回答者在回答屈原、司马相如优劣之问时,又捎上扬雄,这也是有趣的.总之,曹丕《典论》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表达的屈原优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观点,是一件有关于“赋”的价值论述的判断.这里先要研究一下该.“优劣论”提出的具体时间,以及当时热衷于优劣辩论的一时风气.
“屈、马优劣论”出自曹丕精心结撰、预备传世的子书《典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官,疫疠大起,时人彤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帝“在东宫”,足证《典论》之初撰在曹丕即位之前,即为魏太子时,其成书的关键为当年的大“疫疠”.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闻名于史,邺下著名文人徐千、陈琳、应砀、刘桢皆死于该疫,曹丕二十三年《与吴质书》因此长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据前揭《与王朗书》所透露的“著篇籍”以图不朽的心意,曹丕将生平相关论述编为《典论》一书,直接的刺激来自二十二年的大疫.活生生的人转眼即成异物,唯著书“立言”可以达到不朽.两汉魏晋时期,著作“子书”被普遍认为是“立言”不朽的最佳方式,曹丕这方面的意识尤其显著.曹丕论述邺下诸子的成就,特别属意与赞叹徐干撰著《中论》,《典论论文》曰：“(孔)融等已逝,唯(徐)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著作一部子书,从此可以不朽,这正可以当作曹丕撰《典论》动机的夫子自道.曹丕《典论》撰于为王储时,直接的证据又见卞兰《赞述太子赋》,日“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全三国文》卷三○).《典论》成书之后,曹丕在即位之后的魏黄初年间可能续有润饰、删补.为了使《典论》不朽,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魏明帝还有将该书刊石立碑事总之,以曹丕建安十六年立为王储,二十五年纂汉建魏朝,《典论》当中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发表的时机,系于三世纪初叶建安十六至二十五年(211-220)的十年之间,大致不会有大的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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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著《典论》,如上所述,受汉代以来著述子书以图不朽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而他在《典论》之中热衷于写作具有优劣品第意义的“优劣论”,亦与当时时代风气方面的因素有关.曹丕生活的汉魏之交的时代,上承东汉国家实施的察举徵辟选官的制度,品鉴人物已经成为浓重的历史习惯.评论人物的“清议”风气,至东汉后期尤其昌盛.曹丕撰著《典论》的东汉末期,优劣辩论的例子显然已经从评论当世人物以服务于实用的察举选官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辩论的方式,但是,还未上升到玄学的抽象程度.以曹丕特别佩服的孔融为例,孔融有《周武王汉高祖论》、《圣人优劣论》、《汝颍优劣论》(《全后汉文》卷八三),第一论以为周武王不如汉高祖；第二论文阙,论点不明；第三论以汝南士胜颍川士.当时优劣辩论风气的产物,又如曹丕《周成汉昭论》(或曰“论周成汉昭”),以为汉昭帝未必劣于周成王(两见于《全三国文》卷八、卷七).又如曹植《周成汉昭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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