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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有关论文范文集,与试释曹丕《典》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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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古今论者的论断似乎意见杂出、其实大体一贯.前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从诗教道义的讽谏立场上高度评价相如赋,但是,也不忘指出其表面的“虚辞滥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的论述,似乎是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的,认为包括相如赋在内的辞赋作品“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此一观点若是沿袭自刘向、刘歆,则启发了扬雄；若是出自班固,则必是受扬雄观点的影响.《法言吾子》：“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显然,扬雄认为以辞赋的文体,很难达到,“讽谕”、“讽谏”的目的.扬雄《自序》：“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然而,否定辞赋的政教道义价值,不过是扬雄的两个“自我”的其中之一,扬雄的文学史贡献是他作为辞赋作家的成就,作为司马相如事业的继承者,他又将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继续推向前进.基于道义价值、文体风格两方面对辞赋文学的矛盾的论述,东汉时代继续流传,除了前揭班固的例子,东汉明帝永平中诏书曰：“司马相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班固《典引》引,《文选》卷四八)司马相如代表的华丽至极的文体风格,近人的论述比较更能从其实质上的审美意识着眼,揭发其奥秘.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文学史一瞥》文中认为,司马相如代表“美文”的出现：
美文的中心是称为“赋”的长篇韵文,即以帝国的首都、帝王的狩猎、祭祀等巨大现象、事件为素材的叙述性文字,全篇充满着经过选择的华丽词语所组成的对句.等专门夸示韵律之美的作品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便成了文学史的正式开幕.其魅力使得诏敕、书简等为了说服对方的实用性的文章也以文体相似的美文撰写,成为在以后延续数世纪的美文时代的开始.
近人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对汉赋形式的两个系列的论述,其中之一“新体诗的赋”所探讨的亦是司马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的风格特征.
关于屈原与相如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在某种意义上,在汉武帝的时代,可以说他们俩是有过一次巅峰相会的.即《离骚》被推崇到了极点,而相如也成为当代辞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关于屈、马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汉书艺文志》的论述若是承自《别录》、《七略》,可以说最初是刘向发表的观点：“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在这里所论述的序列中,屈原属于创始者,继承者是宋玉等,其流变而有司马相如等.这一序列又似乎是分成两截的,屈原与孙卿(荀子)“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宋玉以下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因此,司马相如的辞赋与屈原的继承者宋玉更具有直接的关系.屈原之于司马相如是有渊源关系的,但是,汉人亦将当代的辞赋创作直接与《诗经》所代表的三代之雅颂传统相联系,如《两都赋序》曰：“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从这一论述角度看,汉代的辞赋文学又显然具有一定的独立于《楚辞》之地位.所以,才有扬雄所谓“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之类的感叹.升堂入室的都是汉人,这证明汉人是认识到汉代辞赋所拥有的独立于《楚辞》的文学空间的.总的来说,汉人一方面将《楚辞》视为辞赋文学的重要渊源,并将屈原作品称为“赋”,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将二者等同视之,这是屈、马优劣比较论出现的一个大的历史的语境.
倘论“优劣论”的渊源.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一方面传述淮南王对《离骚》的评价,另一方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又评价相如“与《诗》之风谏何异”.是一种各有擅场的观点.若以前揭《汉志诗赋略序》关于有无“讽谕之义”所作的比较为例,刘向、刘歆的观点基于诗教的大义,是右屈原的.扬雄对屈原、司马相如作直接比较见于两处,一者,《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实好古丽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等赋奠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赋”、“辞”二字可以互文,对《离骚》、相如的评论分别是“深”、“丽”.二者,扬雄《反离骚序》日,“屈原文过相如”,则是明白表示屈原文章超过相如,至于究竟基于何种标准作此论断,亦不易多作发挥.如上文所引《法肓吾子》,扬雄又以为相如之赋“入室”,以之为辞赋之典型.班固似乎是扬相如一些,前揭《两都赋序》以汉之辞赋直接比拟三代之雅颂.班固作《离骚序》,从儒家礼教明哲保身等标准出发,对屈原的行事方式有所批评；同时,对《离骚》的文学价值仍给予极高评价：“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等这里也认为宋玉以下的辞赋作者包括司马相如在内,“自谓不能及”屈原.这一观点,大体上继承并综合了《七略》及扬雄的论述.比班固同时稍后的王逸撰《楚辞章句》”,集此前的《楚辞》研究之大成.他的《楚辞章句叙》对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有所反驳,二百年之后再次呼应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对屈原的评价.曰：“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等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等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对屈原的表彰,一则以为《离骚》符合诗人讽谏之义；再则举例反驳班固的论述,以屈原所作所为符合君臣大节再则以为屈原才智词华博远,千古绝伦.苟如此,当然不是司马相如所可比拟的.
总的来说,在汉代人的相关论述话语当中,作为汉代辞赋文学的开山祖宗与当代典型的屈原、司马相如二者,进行比较论述的例子是有的,也具有一些优劣品第的因素.但是,同时不容忽视另外一方面,武、宣时代之后,汉人总体上认同司马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两汉文学史上的一个客观形势.正面比较并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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