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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汉二祖优劣论》、(《全三国文》卷一八),丁仪《周成汉昭论》(《全后汉文》卷九四)等等.

结合人物优劣辩论的背景来观察曹丕之创“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可见一方面,一如周武王之于汉高祖、汉高祖之于东汉光武帝、周成王之于汉昭帝,屈原、司马相如二人的成就与价值必然具有类似性、可比性,因此二者的优劣才会有辨析、论辩的空间.另一方面,优劣辩论的风气本来就是从当代人物评论的习俗演变而来的,所以,创为“某某、某某论”或“某某、某某优劣论”基本上都有一定现实的时代因素在其中.

综本节所述,“优劣论”所代表的品评人物,是后汉“清议”的一时风气使然,所涉及的多数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标意义的历史人物.唯其如此,优劣辩论的风气才具有思想相对解放、是非重新辨明的思想史意义.“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可在其历史环境中得一初步理解,然而,提出司马相如与屈原作比较的论题,其中所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这就涉及到《楚辞》的传播与汉代辞赋正统的建构等问题.

二　屈原、司马相如比较论的历史渊源

屈、马优劣论建立的前提是屈、马比较论.屈原的生卒年虽然众说纷纭,然其活跃于楚怀王之世(前328-前299)则毫无疑问.而司马相如则是西汉景帝(前156-前141)至武帝时代(前140－前87)前期的辞赋代表作家,相如的卒年,史籍有明确记载,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7).二人的年代相差一百五十年左右.显然,屈原、司马相如二人的可比性建立的逻辑起点是司马相如的成就获得普遍认可之时,大致在汉武帝时代的晚期.仔细推究屈、马比较论的建立,其所涉及有兰方面的因素：一者,《楚辞》在西汉一代的广泛流传与巨大影响,二者,司马相如成为西汉文学“崛起的典型”；三者,屈原与司马相如之间的关系.下面分述.

关于《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影响.“楚辞”,顾名思义,是楚国的文学.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楚国郢都沦陷之后,江淮之间成为楚国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据王逸《离骚后叙》：“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天问后叙》：“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楚人“以相教传”、“世相教传”《楚辞》传播的核心区域应就是江淮地区.该地区可称为《楚辞》的根据地.楚国灭亡之后,在旧楚国地区,如上所述,《楚辞》仍是比较盛行的.关于汉朝建立之后《楚辞》在西汉的传播,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汉代可考的第一位辞赋作者是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楚人”陆贾,《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陆贾赋三篇”.其实,秦末奋起消灭秦朝的主力包括项羽、汉高祖刘邦在内都是楚人.楚人写作辞赋,鉴诸《楚辞》在旧楚国区域的流传教习情况,应该是毫不稀奇、可以理解的.第二方面,汉代早期重要的辞赋代表作家贾谊,于汉文帝时代为长沙王傅,失意流落至长沙,哀悼屈原并写作辞赋,这是中原文人到了旧楚地区受楚文化影响而写作辞赋取得重要成就的例子,《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第三方面,分封在旧楚国地区的汉朝诸侯,其门下文人写作辞赋,掀起一股创作的热潮,终于将要将辞赋推广至汉朝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汉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区了.《汉书地理志》曰：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商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关于楚、汉之际的《楚辞》之学,这里说得极为明白,质诸汉史,吴王、梁孝王幕下文士在西汉文帝、景帝之时的活动大致略有先后承接关系；而都于寿春的淮南王幕下文士是相对独立的另一群体,这三股文坛势力所代表的都是旧楚地区辞赋文化的活力与影响.吴地至战国后期已人楚版图,寿春是战国末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梁国地理上位于战国末齐、楚交界的位置,梁孝王时,其所接受的又多有吴楚叛乱前后自吴王幕而来的文士.从中原与旧楚地区的文学文化关系而言,汉文、景之际三地的辞赋创作活动,颇有一点声势相侵、热潮来逼的景象.第四方面,汉武帝时代《楚辞》的传播过程当中,汉武帝、淮南王、太史公司马迁是三个关键的人物.《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初,(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武帝爱好《楚辞》,因请专精于此的淮南王作《离骚传》,淮南王所作的《离骚传》认为《离骚》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淮南王《传》的主要内容被司马迁采入《史记》的《屈原列传》,在推广与表彰《楚辞》的历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一论述中,屈原的成就被推崇到了极点.淮南王极为熟悉旧楚地区的辞赋文化,他以《楚辞》与《诗经》相比附的论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楚辞》文化的自白与标榜.第五方面,大略同时,汉赋的高潮在汉武帝、宣帝时代终于来临,司马相如成为代表这一高潮巅峰成就的典型.第六方面,对于西汉辞赋创作高潮成就的整理与论述,汉成帝时代开始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之作,以及扬雄的相关论述对于东汉以后具有重大影响力.

关于司马相如成为西汉文学“崛起的典型”.我们从前节的论述中可见,司马相如的成就正是在《离骚》、被淮南王、司马迁相继推崇到极点的时代产生的.汉武帝是辞赋文学的狂热爱好者与积极实践者,他年纪轻轻甫即位,就安车蒲轮徵召前辈辞赋作家枚乘来京师,枚乘不幸死于道中,武帝又诏枚乘子枚皋“待诏”(《汉书》卷五一《枚乘传》).武帝读到《子虚赋》,感叹不得与作者同时,一听说司马相如为此赋,又赶紧召相如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从辞赋文学的成就来看,司马相如堪称“圣之时者”,他的成就受到同时代人的普遍认可.《汉书枚乘传》附枚皋传：“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司马迁准备“藏之名山”(《史记太史公自序》语)传诸后代的《史记》为司马相如立专传,待遇极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语》曰：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等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在这里,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辞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推崇可谓至矣.

至于司马相如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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