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建立基于中国本土情景下的管理理论体系，即所谓的“中国式管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式管理”领域的体系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双向趋势，一是建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二是建立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本文旨在基于文献的综述工作，浅述本文所提出的双向趋势。
关键词：中国式管理双向研究趋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中国管理哲学体系
一、研究趋势之一——建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诚如诸多学者所言，当前该领域的一大主流研究取向便是回归文本，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伴随着企业管理活动中中国传统思想元素的不断挖掘，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并希望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更为全面的管理科学思想。由此，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学者历数中国数千年中所产生的思想家们，从中汲取涉及到管理科学的思想，并对其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系统的整理。虽然，这一研究取向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强烈的主观性以及过于重视文本挖掘，而忽略了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此类研究模式仍被众多学者所采用，并构建了体系化的理论框架，笔者称其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笔者认为，这一研究趋势，其根本目的在于摆脱西方管理科学体系的束缚，但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分迷恋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这类学者大多奉行“古为今用”的主张，并在此信念之下历数中国历史中所涌现出的众多思想家，并从众多古籍中汲取出能为企业管理活动所用的管理学思想。由于此类研究成果为数众多，笔者在本文中便不一一详述，只列举个别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进行概述性的论述。
这种研究趋势简而言之是以中国古代各家学派各思想家为划分标准，分析其所持的各种思想，并对其进行再阐释，最终从中挖掘出有益于企业进行管理活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一书中，作者对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荀子以及孙子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学派及其代表著作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并从中凝练出适用于当今企业管理活动的管理学思想。除此之外，该书还对商鞅、管子以及鬼谷子这些极少被人所提及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且同样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了能为企业所采用的管理学思想。这一大胆的尝试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本专著，随着这一研究趋势被广大的学者所认可，越来越多的带有创见性的专著涌现了出来。在《先秦诸子与管理》中，作者在对儒道墨法兵这五个主流学派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吕氏春秋》、名家学派以及阴阳五行学派思想中所蕴含管理学思想。而在《中国管理智慧教程》一书中，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周易》、纵横家以及禅宗的阐述。当然，将这种研究趋势推向极致的应属《中国管理智慧》一书。本书以中国古代众多典籍为理论线索，并按照时间的顺序对每本典籍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其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有如下几点：一是，本书冲破了先前研究的历史时段限制，上至《周易》下至《曾国藩全集》，如此长的时间跨度是上述研究成果所无法企及的；二是，正是由于如此长的时间跨度，本书成为了理论全面性的代表研究成果。《中国管理智慧》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周易》、《六韬》、《管子》、《道德经》、《四书》、《孙子兵法》、《墨子》、《鬼谷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三略》、《淮南子》、《人物志》、《贞观政要》、《长短经》、《资治通鉴》、《三十六计》以及《曾国藩全集》。不可否认，正是这大胆的、不断发展的具体研究方法，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以及相关研究者们的研究视域，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中适用于企业管理活动的管理思想也被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并逐步趋向于完整的知识体系。
二、研究趋势之一——特点分析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一研究趋势所存在的三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文本性、主观性以及全面性。
首先，毫无疑问，此研究趋势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回溯，因此，本着这样的信念，此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都可归溯到众多古籍之上。然而，这种文本回归式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即从文本文献中所提炼出来的古代管理思想是否具有切实的实用性，是否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法会其应起到的作用，抑或这些所谓的古代管理思想只是众多学者所做的一项“文献考古发现”工作。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正是由于此类研究趋势具有回归文本的特点，因此必然导致了这种从文献中挖掘管理思想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正如彭贺所指出的四类弊端，即“六经注我”式研究、“我注六经”式研究、梳理式研究以及考古式研究。从上述弊端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古代管理思想都是研究者在思想中对已存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所进行的再建构，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按照这一研究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不是为了达到提炼出某种古代管理思想的目的，而对已存的传统思想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一研究趋势带来的价值，全面的概述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管理思想无疑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如上文所述，众多学者都在不断地拓宽其研究视域，并力图最为全面的阐释存在于中国古代各学派以及各思想家思想中的古代管理思想，从而形成完整的、全面的、涵盖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史的，并对现代企业管理活动能起到积极影响作用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三、研究趋势之二——建立中国管理哲学体系
该领域的另一研究趋势，即建立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无疑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比如，成中英的C理论、曾仕强的M理论、苏东水的东方管理理论、席酉民的和谐理论等。其中，为大家所公认的，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以及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是中国式管理探索过程中的主要代表作。[10]下面，本文将着重介绍曾仕强、成中英以及苏东水的管理学思想。
1.曾仕强的M管理理论
曾仕强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如下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即管理可被分成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两部分。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曾仕强认为，“科学无国界，从管理科学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美国式、日本式的区分。大家都一样，在不同的地区，应用相同的管理科学”。但若从管理哲学层面分析，则由于存在着地域间的差异性，导致了管理哲学的不同。而曾仕强所言的中国式管理，其终极目标即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到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
曾仕强在《中国式管理》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即“以人为主，强调人伦关系；引导结合，强调制度化管理不如理念和共识的结合；依理而变，强调变动的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基于这三大理论主轴，曾仕强分别从管理的计划、执行、考核、沟通、领导风格、激励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其所提倡的中国式管理，具体说来：“标本兼治，随时调整的计划方式；无为而无不为，无形控制的执行过程；力求圆满，明暗、大小兼顾的考核方法；以不明言为基础，追求妥当的沟通艺术；以‘情、理、法’来领导，追求圆通的领导风格；衡情论理，尽量兼顾的激励方式。”
通过上述的阐释，曾仕强从理论层面以及实践层面对中国式管理体系的理论支撑以及操作方法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阐述，而正是通过这样研究工作，这位被誉为“中国管理之父”的学者，将该领域的研究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曾仕强的M理论的诞生，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具有高度开阔性以及高度解释性的中国式管理哲学体系。它不是简单的运用某一学派抑或思想家的理论来解释当前存在于企业管理活动的现象，也绝不是简单的对古代典籍进行提炼归纳整理，曾仕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即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体系，并同西方科学管理体系进行平等的沟通对话。
2.成中英C管理模式
作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成中英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传播以及其实践应用。在《C理论》一书中，成中英大胆的将中国传统思想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首先，成中英将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同儒、道、法、兵、墨五家学派相结合，他认为，“道家体现了‘土’的决策功能，法家体现了‘金’的控制功能，兵家体现了‘水’的应变功能，墨家体现了‘木’的创造功能，儒家体现了‘火’的协调功能”。此外，成中英又通过归纳总结，提出了上述五元素其所具备的特征，即“‘土’在五行中居中心地位，因此用Centrality表示；‘金’具有控制性，因此用Control表示；‘水’具有变化流动性，因此用Change或Contingency表示；‘木’具有创造性，用Creativity表示；‘火’具有协调性，用Coordination表示”。并由这六个以C字母为字头的英文单词构成了C理论的理论框架。基于此种认识，成中英分别阐释了道家的决策哲学、法家的领导哲学、兵家的权变哲学、墨家的创造哲学和儒家的协调哲学，并最终通过融合中国传统的五行观点、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五大主流学派以及企业管理活动过程中最重要的五个环节，形成了体系化的独具中国特色的C理论管理体系。
3.复旦东方管理学派
相较之前两者，诞生于复旦大学的东方管理学派拥有更为众多的研究学者，他们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再阐释以及东方管理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在近十余年来，东方管理学派在中国大陆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彭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致力于研究东方管理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并且拥有了一批常备的专门研究人员；二是各个高校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三是东方管理主题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四是东方管理主题的研究文献日趋增多；五是研究同行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学科意义等问题上基本形成了较一致的看法；六是复旦大学在国内外率先设立了东方管理专业博士点、硕士点”。由上述留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当下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这一问题研究最为深入、成果最为显著的东方管理派有着光明的未来，并且我们坚信这光明的未来亦属于整个相关研究领域。
东方管理学派所强调的核心思想是“三为”，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东方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对“三为”有着如下的解释。“以人为本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不断锻炼人的智力、体力乃至意志品质，并最终提高人的生命存在质量。其次，以德为先强调的是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最后，人为为人是指每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及关系和激励环境”。
东方管理学派所提出的管理体系，其理论框架可由五个字所概括，即“学”、“为”、“治”、“行”、“和”。“学”是指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这三学正是东方管理体系的理论源头。“为”则是上文已阐述的东方管理体系的“三为”核心思想。“治”是指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这里应指出，“四治”体系是东方管理学派所做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突破。东方管理学派突破了管理客体的局限，将管理的客体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域之中，即以管理国家为核心“治国学”，以管理企业为核心的“治生学”，以管理家庭为核心的“治家学”以及管理自身的“治身学”。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活动之中，东方管理学派赋予了中国式管理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这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行”则是指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而“合”则是东方管理学的终极管理目标，即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
四、研究趋势之二——特点分析
通过对该研究领域具代表性、影响力的三种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其所具有的三大特点，即哲学性、体系化以及理论性。
首先，笔者认为，此哲学性应放入更为宏观的视域下进行考量，而不应仅仅将其概括为采用哲学思辨、理论推导、内省感悟的方法，主张将注意力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的归纳、提炼、总结上，并积极探讨其现代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哲学性的广义涵义也应涵盖这种旨在构建中国式管理哲学体系的理论创造活动。换言之，此研究趋势所具有的哲学性是指，研究学者大多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所进行的哲学思辨活动，并最终凝练成一完整的、具有极大包容度以及极强概括性的中国式管理哲学体系，而这种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是高度抽象的存在。
其次，毫无疑问，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体系化。这种体系化的理论不是独立的运用某家学派学者的思想对现存于企业管理活动中的管理现象所作的解释，也不是基于文献文本所提炼归纳出的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体系，而是吸收了东、西管理思想的精华，所形成的高度抽象的、并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源头的中国管理哲学体系。
最后，正是由于这种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所具有的哲学性、体系化属性，导致了该体系的理论性特征极为明显，缺少足够的实践加以支撑。正如彭贺所说，“东方管理哲学研究是目前东方管理研究领域中最受学者关注、成果最多的领域，但目前学者们基本都是围绕管理的本质进行哲学层面的探索。展望未来的研究，东方管理哲学在理论建构上应从对管理本质的把握转向对管理实践的批判”。因此，基于此种理解，彭贺进一步指出了，在进行东方管理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紧紧围绕着管理实践展开，而不能沦为思想游戏。
参考文献：
[1]潘承烈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周建波等.先秦诸子与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1
[3]黎红雷主编.中国管理智慧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4]彭新武主编.中国管理智慧[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9
[5]彭贺：论东方管理的研究策略[J].学术月刊.2009.6
[6]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7]曾仕强：中国式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8]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席酉民尚玉钒：和谐管理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耿国阶曾仕强：《中国式管理》[J].公共管理评论(第六卷)
[11]余江曾仕强：中西管理思路碰撞下的最优选择[J].
[12]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J].哲学动态.1999.11
[13]彭贺等：东方管理学的现状与展望——东方管理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J].管理学报.2006.9
[14]苏东水：21世纪东西方管理融合与发展的趋势——当代中国东方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实践[J].上海管理科学.2008.5
[15]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J].管理学报.2006.1
[16]彭贺：困惑与出路: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方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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