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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方面文学教育论文,关于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题材的选择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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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想就怎么写,快人快语,中无遮拦,正是这些最明白易懂的大白话,超越了精雕细刻的修饰.张爱玲虽然与苏青不同,冷静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别人的“传奇”,也有一些散文和小说无限接近其隐秘的个人经历,像《烬余录》、《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私语》、《封锁》等.她惯常写的那些普通人的传奇故事,虽然没有自己的影子,却也是来源于她个人经历可以触及到或感受到的素材.香港陷落的炮火终究还是留存在她的记忆里,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已经内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所以她才让《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范柳原因为动荡世界里的诸多不可靠“真的恋爱起来”,“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无论是立足当下社会现实讲述琐碎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是从“不彻底的人物”的悲欢成败里寻找“传奇”,女性作家作品的题材都体现了俗世生活的根本,将战火纷扰的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保存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从崭露头角到风靡沪上,沦陷时期上海的女性作家在文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文学编辑的推动力量,换句话说,登载并力荐女性题材作品是文学编辑依据政治氛围、期刊思路、读者需求而采取的策略.自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民众处于民族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等宏大主题成为书写的对象,女性题材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直至上海完全沦陷,抗战的呼号被强力镇压,多数男性作家的沉默使文坛成为一片“冻土”时,女性作家作为一股充满活力的新生文学力量被文学编辑推向历史舞台.最初被关注并倾力提携的是“东吴系”的女作家,如施济美、杨珍、汤雪华等,《万象》和《紫罗兰》大量刊载了她们的作品,一方面展现了沦陷区女性职业化和家庭意识现代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生动地表达了她们在追求爱情时浪漫、天真的小姐意识.每逢她们的文章见刊,编者必然不吝溢美之辞,大力推荐.周瘦鹃曾经这样评价：“近来女作家人才辈出,正不输于男作家,她们的一支妙笔,真会生出一朵朵的花儿来.自大可不必再去描龙绣凤了.”“东吴系”女作家的作品因其善感的文字、淡淡的哀愁以及对微琐小事的描绘被贴上了“闺秀小说”、“小姐文学”的标签,虽然“时常要暴露出她们幼稚和柔嫩的弱点”,但细致地描写了知识女性的人生经历,给沦陷区文学带来新鲜的空气.更重要的是,经由女性表达的内容更为柔和与感性,在出版文化被高压管制的时期更容易模糊政治界限,为日伪政权所接受,使沉寂的文坛开始逐步复苏.对于《万象》和《紫罗兰》两本刊物而言,陈蝶衣与周瘦鹃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市场策略,以年轻女作家细腻、感性的作品慰藉生活窘迫的上海市民,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进入文学的国度而不必深究是通俗的还是严肃的.虽然当时有人指责《万象》、《紫罗兰》一味迎合大众对娱乐的口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伪政府“粉饰太平”的工具,然而稳定并逐渐扩大的读者群才是商业型文艺期刊在殖民统治下生存的根基,刊物“自负盈亏”的属性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了文化思想独立的可能,出版活动更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抵抗. 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当红明星张爱玲、苏青,同样是在众多文学编辑的推崇与扶助下迅速成长的.苏青自孤岛时期起开始写作生涯,在《宇宙风》、《宇宙风乙刊》发表文章若干,但功成名就却是因《风雨谈》主编柳雨生向其约稿,连载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一字一泪,说出女人的痛苦”.苏青的伯乐、资深编辑陶亢德也夸赞《结婚十年》是“至性至情之作,非时下一般搔首弄姿者可比”.周瘦鹃、柯灵在初读张爱玲文稿时都相当赏识并急切地想将其作品介绍给读者,《紫罗兰》和《万象》分期连载了张爱玲早期的五篇小说并隆重推荐,成为她最初的文学舞台.自1943年7月至1945年6月,《杂志》几乎每期均刊载张的作品,一期数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众多女性作家中,苏青与张爱玲被传媒拣选出来,塑造成为都市上海最重要的两位文化人物.在1944年到1945年间,《新中国报》举办了“女作家聚谈”、“《传奇》集评茶会”、“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聚谈”等活动使她们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杂志》则及时刊发活动记录,以访谈、评论、照片、漫画等形式展现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喜好憎恶,从而帮助读者勾勒出她们的个人生活图景.“明星化”的女性作家不可避免地成为都市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一系列有关女性问题的广泛关注,文学编辑继续推波助澜,复归了“五四”以来对妇女社会地位、性别角色等问题的讨论.《万象》编辑部特意面向社会为“职业妇女生活”特辑征文,希望忠实地反映上海女性职业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杂志》登载的苏青、张爱玲关于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对谈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她们作为知识女性对“女性”的看法,幽默却严肃地触及都市女性的种种困境.《杂志》连续三期制作了“妇女、家庭、婚姻”特辑,收录其他作者的意见、评论及读者的反馈.编者反复强调“这样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身历其境的人来交换意见或是共同研讨”,比“空洞的大文章”更有意义.苏青独立创办并主编的《天地》更是女性作家大刀阔斧书写意见、抒发情感的“战场”.“谈男人、谈女人”、“生育问题”等特辑的文章均表明了要求社会尊重、理解妇女的立场,呼吁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境况,倡导平等的两性关系,体现出上海沦陷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深化.
上海沦陷时期,女性作家与文学编辑共同振兴了荒芜的文坛,将抗战以来被边缘化的女性主题复归正轨,利用女性题材的自由度真实地书写生活,构筑了一个可知可感的现实世界,在恢复文学的日常性上做出了卓绝的努力.
三、借谈古人论古事读古书以逃避现实
如果说上海沦陷区文学中日常生活书写与女性题材这两类都是具体的、现实可感的,那么当时还有一类文学创作题材是隐逸的、逃避的,“偏于古而忽于今”,在故纸、故事、故人中寻找创作的题材与灵感.
自孤岛时期始,上海文坛史学类的研究文章和历史随笔数量明显增加,而史学著作的数量则逐步锐减.随着战争情势的恶化以及上海的全面沦陷,此种倾向则愈发明显.根据对沦陷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九种刊物的统计,登载的史学论文、历史随笔数量达343篇,其中《古今》占131篇,是发表此类文章数目最多的刊物；其余文艺类期刊中,《杂志》24篇,《风雨谈》22篇,《大众》6篇.究其客观缘由,首先在于战争背景下史料缺乏、生活困顿,难以实现长篇巨著的写作；其次是日伪政府出于文化奴化政策,压制学者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最后与沦陷后上海杂志界的相对繁荣有密切联系.在出版机构内迁、停业、解散的景况下,期刊承担起了传播知识与信息的责任,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使得篇幅短小的学术文章与随笔成为主要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文学编辑与作者具有倾向性的选择是历史类题材得以“发扬光大”的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历史随笔与史学文章可以使用相对少的史料隐蔽、委婉地影射现实,既有效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又相对安全.1939年8月创刊的《人世间》发刊词《目前孤岛的刊物内容商谈》即可视作对上述想法的公开讨论与正面倡导,参与“商谈”的作家是坚守在上海的柯灵、周黎庵、文载道、陶亢德及朱雯.对谈中,陶亢德认为“处在上海环境中”应“使用历史故事”配置刊物内容,“如胡适之的谈美国独立与周黎庵之读史偶感”.文载道与柯灵提出无论环境如何困难“当尽职于抗战”时,陶坚持“复国”、“复兴民族”的故事更合适,周黎庵也附和“出版事业不能停顿,抗战文章不能写后,势必写别的文章,即以我们要提倡间接方法写抗战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作家、文学编辑的真实心态与想法,以及由孤岛时期至沦陷时期一路延续下去的诸多刊物在选登文章时的宗旨和倾向.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日军对上海占领程度逐步升级,用“曲折的文章写抗战”都成为奢望,历史题材的作品从“借古喻今”逐步走向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古今》即是此类题材文章的大型“舞台”,周黎庵、陶亢德、文载道三人均曾担任“幕后导演”,他们的编辑理念,使《古今》虽“身处乱世”,却“得逢其时”,以不言政治,专谈掌故、随笔、文史等清议话题而“置身事外”地存活并繁荣.下文将以《古今》为例分析文学编辑对于此类题材作品的助益.
相较于以《万象》为代表的通俗杂志致力于将沦陷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全方位呈现,《古今》则显得高贵许多――“取材端以文献掌故为主”,“以朴实无华之小品文为尚”.前者完全是人世的,后者却近于出世.《古今》延续了《论语》《宇宙风》一贯的“言志”散文的路线,关注古今“风物人情”,突显出“冲淡隽永”的精神气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物清谈类,回溯历代人物的传闻轶事.其次是收集文献加以解说或考述的史料钩沉,选取的史料既有正史记载,也有笔记文集,治学严谨.最后是对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为文学研究提供别样的角度.研究最集中的是清末曾朴所作《孽海花》以及张鸿的《续孽海花》,《古今》文人在1943-1944年间陆续发表关于上述两部作品的考据文章十余篇.文章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真名、籍贯、出身、职业以及事迹等加以详细考证,并非为“香艳猎奇”,而是因为小说中“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鉴于主编周黎庵是明清掌故的爱好者,对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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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编辑群体贯彻执行的隐遁基调和怀旧的学术编辑取向聚合了一大批的文人、学者.陶亢德利用孤岛时期办刊时与北方作家建立的关系,邀请他们为《古今》撰稿,其中包括周作人、徐一士、谢兴尧、瞿兑之、沈启无等一批知名学者.上海沦陷后,南北两地文学很少直接交流,本地读者无从接触北方的作家、作品.在这种形势下,《古今》定期刊载的北方名家作品,直接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兴趣,既促进了南北文坛的交流,也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位.周黎庵与一些旧文人频繁接触,他们是历次政治动荡中的幸存者,如冒鹤亭、龚心耕和林灏深等,为《古今》获得了大批高质量的文史类稿件,同时慰藉了旧文人紧绷的神经,使他们在故纸堆里找到一种价值感.《古今》的格调与特色亦满足了汪伪政要高层作为文人的良知需求,将其当作了自己的文学园地,不抒发政见而仅是忆旧溯往,譬如汪精卫的“故人故事”,周佛海的“奋斗历程”,以辉煌的传记文字来遣愁寄情.在尴尬的现实处境中,汪伪文人只能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来努力地淡化当下,建立投降政府而引发的焦虑必须借由诉说、辩护与忏悔来求得解脱.而周黎庵、文载道、陶亢德、柳雨生,这些曾经以抗日杂文名动上海文坛、后期附逆于汪伪集团的作家,无论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屈从还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同样具有强烈的写作冲动.对于文献掌故的热衷使他们选择将历史与现实参差比对的题材,引魏晋、晚明、晚清的文学人物为知己,传达“遗民”的情绪与无奈,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联系比较,怀旧并自我辩护,试图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全身而退.
综上所述,周黎庵、陶亢德偏重文史类题材的编辑倾向帮助《古今》文人群体与政治保持了合理的距离,为他们表达自己提供了另外的道路和方向,使一群焦虑、内疚、羞耻又自怜的文人学者聚集在刊物的周围,情感上互相支持,并以创作题材上逼不得已的高雅与严肃获得了文化上的成功.
（责任编辑：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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