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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永(1895―1984)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韩雪野(1900―)的长篇小说《大同江》(李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黄昏》(武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塔》(冰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等.此外还有赵基天的《白头山》(余振译,1951年,适夷译,1953年)、《生之歌》(李烈等译,1954年)、《赵基天诗集》(适夷等译,1958年),及《崔署海小说集》(李圭海译,1959年),黄健的《盖马高原》(冰蔚译,1960年),千世峰的《白云缭绕的大地》(冰蔚译,1963年),韩成的剧本《等着我们吧》(冰蔚译,1956年)等等.古典文学只有《春香传》(冰蔚等译,人民文学,1956年)和《沈清传》(梅峰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等.另外,印度文学作品30多种,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多种文体,涉及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近十位作家,此外还有季羡林、金克木等人翻译的迦利陀娑的古典作品等等.日本文学译介的重点则在无产阶级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先后出版了《小林多喜二选集》3卷、《德永直选集》4卷、《宫本百合子选集》4卷等等.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的文学也有不少译介.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其中包括：1959年出版的《腹地 ：卡奴杜斯战役》(巴西,长篇小说,库尼亚著,贝金译)、《纪廉诗选》(古巴,纪廉著,亦潜译)、《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巴西,阿尔维斯著,亦潜译)、《秘鲁传说》(秘鲁,长篇小说,巴尔玛著,白婴译)、《深渊上的黎明》(墨西哥,曼西西杜尔著,林荫成,姜晨瀛译)、《时候就要到了》(长篇小说,巴西,巴依姆著,秦水译)、《阴暗的河流》(阿根廷,长篇小说,伐莱拉著,柯青据德语转译),以及《运征圣保罗的秘密》(巴西,长篇小说,斯密特著,吴玉莲、陈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利约短篇小说集》(智利,短篇小说集,利约著,梅仁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风暴中的庄园》(乌拉圭,长篇小说,格拉维那著,河北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等10本作品,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对于拉美文学的译介.
这一时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作家要数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和巴西小说家亚马多(Je Amado 1912―2001)了,他们在中国的译介,与其共产党身份和作品中所反映的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聂鲁达是共产党党员,曾是智利国会议员.1946年后流亡国外,从事世界和平运动,曾经到过中国,1950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1952年返回智利,1957年担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新中国初期开始,聂鲁达就被译介进来.1951年有3本诗集出版：《让那伐木者醒来》(袁水拍译,新群众出版社,1951年；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重版)、《聂鲁达诗文集》(袁水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初版,1953年重版)、《流亡者》(周绿芷译,文化工作社,1951年).1957年,还翻译出版了由苏联学者库契布奇科娃和史坦恩合著的《巴勃罗聂鲁达传》(胡冰、李末青译,作家出版社),之后相继有邹绛据俄文本转译的《葡萄园和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和王央乐翻译的《英雄事业的赞歌》(作家出版社,1961年),在50年代的中国诗坛具有较大的影响.亚马多在30年代参加巴西共产党,数度入狱或者流亡,曾担任巴西共产党主办的《圣保罗报》主编.40年代的代表作品是以农村为背景的三部曲,在50年代都有了中译,即《无边的土地》(吴劳译,文化工作社,1953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黄金果的土地》(郑永慧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和《饥饿的道路》(郑永慧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7年).
这种对于亚非拉弱势民族国家文学的译介,扩大了中国读者的外国文学视野,丰富了外国文学译介的对象,客观上纠正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家创作外来资源上的偏颇格局,显然具有长远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时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选择主要标准的功利性态度和译介方式,在增加和开辟新的外来文学资源的同时,由于人为地对于现代欧美文学给予排斥和抵制,从而使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从五四时期的开放逐渐走向狭隘的封闭,从以西方文化作为民族现代化的主要参照,演变到先是主要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交流对象,后又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主流话语下,只对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开放,使民族意识走向片面的自我肯定.特别是在50年代末以后,随着极左政治的逐步抬头,民族文化发展的格局日渐趋于封闭.
另外,在建国后的17年间,一些弱势民族特别是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古巴、阿尔巴尼亚、墨西哥等国的电影译制[7],也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一种直观的影像展现,对于建构民族文化及其想象,有着甚至比文学作品更为直接和广泛的作用.
至“文革”爆发的1966年,这种片面的民族意识与极左政治相结合而走向极端,整个外国文学译介几乎完全停止.所有的外国文学都被打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而遭受批判、禁止,在公开出版物当中,只留下诸如阿尔巴尼亚作家拉扎尔西里奇的小说《教师》(戈宝权译,作家出版社,1966年)、朝鲜作家金载浩的戏剧《袭击》(北大朝鲜语教研室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出版,1966年)等极少数作品.文革前期政治斗争高潮阶段,所有文学出版业几乎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初,才有一些内部出版物(注：如上海创刊于1973年11月的《摘译》(外国文艺),就刊登有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以及部分文艺理论.)登载一些苏联、美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少量作品,作为内部批判的材料.到文革后期,随着文化秩序的部分恢复,出版业也相应重新启动,这样,尽管对于外国文学译介的政治限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毕竟已有一些作品重新得到翻译出版.如老挝作家伦沙万的小说《生活的道路》(梁继同、戴德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莫桑比克战斗诗集》(王连华、许世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朝鲜短篇小说集》(李尚植等著,张永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玻利维亚小说《青铜的种族》(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吴建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朝鲜诗集》(崔荣化等著,延边大学朝语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反映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小说《不许犯我》(何塞黎萨尔著,陈尧光、柏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集《伊克巴尔诗选》(王家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等.
二、后20年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民族国家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对垒之后,中国社会重新回到理性的起点.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新的开放的世界眼光,确立了民族文化的地位,也获得和认同了新的民族文化身份.但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处境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前者在经济上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甚至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顿而严重加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西方国家)的距离,按照当时的说法,即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毕竟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同时,由于没有外族政治和军事的直接侵略,国家民族的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威胁,民族政治地位也相对稳固.因此,面对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发达局面,深深的“民族落后意识”成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和改革的现实前提.这样,世界化和西方化一度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叙事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主流话语,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激进知识分子当中刮起的“蓝色文明”(注：“蓝色文明”作为“黄色文明”相对的概念,被用来指称西方和中国文明传统,出自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在80年代风靡一时.)风暴,对于中国文化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这就是极端西方化和世界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但这种西方化思潮倾向,其实是以民族复兴的急迫要求作为重要动力的,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8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要求便再次浮出水面,民族意识重又抬头.从文艺思潮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现代派思潮大兴华土之后,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受到80年代初期的政治挫折之后,对于现代派文学学习、探索日渐转向晦涩,“寻根文学”随之兴起,文艺界的主流话语又转向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探索.因此,80和90年代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尽管在总量上一直处于不断上升、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但如果从翻译选择的趋向来看,两个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来,而在这两个时期,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地位、功能和被重视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整个文化和文学领域对于外国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7年10月《世界文学》杂志的复刊,就是新时期恢复外国文学译介的标志.新时期伊始,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十七年对于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路数,一开始,苏联文学与欧美经典文学的译介得到恢复,不久,随着整个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展开,西方现代文学的介绍很快得以展开,并且激发了中国读者和作家们的阅读和创作热情.在西方文学大量引进的同时,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也逐渐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共出版发表外国文学共100部篇,其中属于弱势民族文学仅10部篇,(注：这个统计据陈鸣树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所录的译文目录得出,虽并不完整,但仍可以大致反映出80年代初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强/弱民族文学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在80年代后期则有很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内容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因素,并埋下了触发中国当代文学创新的种子.
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文学中除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外,主要译介了部分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作品,如《新世界的儿女》(阿尔巴尼亚小说,阿西亚杰巴尔著,萧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瓦普察洛夫诗选》(保加利亚,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考什布克诗选》(罗马尼亚诗歌,冯志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呓语》(罗马尼亚小说,马林普列达著,卢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德里纳河上的桥》(南斯拉夫小说,伊沃安德里奇著,周文燕、李雄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好兵帅克历险记》(哈谢克著,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著,蒋承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等.此外,像传统的弱势民族波兰文学则仍以介绍显克微之[8][9]等作家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你往何处去》(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和《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陈冠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此,这位波兰伟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全部有了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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