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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生活美学”――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这是就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意义来说的,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一方面,所谓“原色”就逻辑而言,“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生成范式”,所以谓之“原”.“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原色,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另一方面,所谓“底色”则就历史而言,从孔子和老子这两位古典美学的奠基者那里开始,中国美学就已经走上了生活美学的道路,所以才谓之“底”.但无论是作为“原”色还是“底”色,我们都要试图说明:中国美学从本根上就具有“生活化”的取向,这是不同于欧洲美学传统的最深层的差异,也是我们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最新的路径.
一、儒家审美化:非“礼”性的汉话胡说
为何要以“生活美学”来重释儒家美学呢我们就从对儒家的“审美化”之阐释谈起.在记述孔子对话的《论语先进》中,所出现那段罕见的完整段落“侍坐”,曾点对答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这段文献几乎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语录.
在孔子之后,对其所喟然叹曰的“吾与点也”的解读却是多样化的,但其中,审美化的解读却最具“现代性”的视角.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几乎都将曾点志向解释为――不仅是“审美”的而且还是种“境界”.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最早且影响最大的两部美学史专著为例:《中国美学史大纲》实现了从政治到审美的直接转换:“曾点所描述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审美的境界”(2),《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则又给审美之“仁”境规定了自由的本质:“这个仁学的最高境界等是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3)
追本溯源,这种“审美”加“境界”的西化视角的误读始于王国维,这种言说方式也符合中国哲学界正在省思的“汉化胡说”的模式.在考订为王国维所作1904年发表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中,王国维第一个采取了审美视角来观照:孔子“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4)在引用曾点之言后,王国维认定“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5)由这种眼光看来,孔子发自内心地感喟“吾与点也”,乃是出于“审美之情”,此审美境界乃是“物我合一”之境.王国维化掉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一个“心”字,以庄子的“齐物”精神来理解和阐发审美当中的“人”“境”俱化,这正是“独与曾点”之志的根本缘由.
然而,在王国维之前的两千五百余年之间,几乎没有类似的解读方式.比较接近的,只有简单化的“游春说”,也就是皇侃所认定的“暮春者,既暖,故与诸朋友相随往沂水而浴也”,(6)从而将曾点所为不过视为与友游春而已,并无涉于事功.另一种非功利化的解读则是“为师说”,认为曾点出行的重点并不在于携友,而在于传道授业于童,《唐扶颂》所谓“四远童冠,抠衣受业.五六六七,化道若神”是也,这也被归之于《鲁论语》之说.然而,在儒学的流变史当中,这些解读方式却始终不占主流,但发展到周敦颐、邵雍发端的“与点之乐”,再到朱熹对于所谓“曾点气象”的极力渲染和反复阐发,理学家们的阐释却愈来愈偏重于“理学化”的极端.
从孔子那种简简单单的“与”,到关注于“孔颜乐处”意义上的“乐”,再到一种圣人“气象”,孔子的原本意思可谓是在理学的独特语境当中被逐步误解了.特别是朱熹集注转引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之后,(7)“圣人之志”和“尧舜气象”的新解更得以彰显.如果说,程颢心宜于“乐”,只是赞颂周敦颐“吟风弄月以归”而“有吾与点之意”的话,(8)那么,到了中年朱熹《论语集注》的初稿里,重点就变成“曾点言志”之“志”了.朱熹无论是中年所论的“气象从容,志尚高远”,(9)还是晚年转而心仪“天道”,称颂曾点之学“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10)都将原始儒家的意蕴转变为宋明理学之以“伦理化”为主但不乏审美格调的境界.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解读,还是王国维的“美学”解释,都没有把握到“吾与点也”的原初语境.如果我们试图“还原”孔子这段论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与古本论语成书年代最为接近的两种说法最为说服力:一种是“盥濯祓除(祓禊)”之说,“祓”即消除乞福的一种仪式,“禊”即春秋两季于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祀,自上及下,古有此礼.所谓“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11)而根据另一种说法,曾点志向乃是“主持雩祭”,这是王充的看法,他认定曾点“欲以雩祭调和阴阳”.可以说,王充之《论衡明雩篇》崭露出了更多的历史真实信息：“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赫撸硪玻淮何剿脑乱病4悍瘸桑剿脑轮梢病9谡摺⑼樱Ъ览秩艘病T『跻剩嬉仕玻罅铀谐鲆病7绾跷桷В纾枰病S蕉.礁枥〖酪玻栌蕉酪病！12)
由这种论述来看,曾皙的行为可能与当时在鲁国兴盛的祭祀之“礼”直接相关,而非仅仅是一场“春游”抑或“授业”活动.法国汉学家葛兰言考证得更明确也更狭窄,这种祭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乞雨”:“春天的季节(尽管时间有所变化,但无论如何也在春服做完之时)为了乞雨而在河岸进行祭礼.祭礼由两组表演者参加,进行舞蹈和歌唱,然后以牺牲和飨宴而告终.仪式的主要部份是渡河.”(13)尽管我们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的活动现场,但无论根据“祓除”还是“雩祭”的记载,曾点志在于进行关乎“礼”的崇高化的活动似乎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我们体会,孔子在先进篇所说的“咏而归”倒更像是“咏而馈”.这是因为,一方面,据《释文》解:“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馈应为进食之意,另一方面,王国维也考证阳货篇曰:“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馈’为‘归’,今从古.”(14)由此而论,如果当“归”讲,那么,“侍坐”段落所描述的就是一场愉悦经验由始至终的完成过程,所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如果当“馈”讲,那么,曾皙活动的着眼点恐怕就落在“祭礼”之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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