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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文学史的视界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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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6;“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我近年为文的潜在宗旨.”您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以不同的价值立场观察,存在着不同的关于“五四”的叙事,您究竟想回到哪一个“五四”?是“启蒙”意义上的“五四”吗?丁帆：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涉及了,我之所以呼吁“重回‘五四’起跑线”,就是因为我们文学的人性底线在20世纪80年代的二次启蒙中也迅速溃败,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看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负面的问题,尤其是盲目的革命热情下掩盖着的为日后的专制主义留下的隐患.五四革命所采取的方式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行为,更是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弊端才是中国革命从白色恐怖到红色恐怖的真正源头,从这一源头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才能将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
杨辉：竹内好、伊藤虎丸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学人中影响颇大,他们的研究“范式”潜在地规约着一些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此您如何看待?
丁帆：这些年来,随着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与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术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对几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其实,说穿了就是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日本学者的治学“范式”多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法,不过他们更注意微观的细节分析,而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来推崇日本这种治学的“范式”,不过是因为1949年以后这种研究方法的传统被阻隔后形成了断裂层,这些年是在修复这样范式的断裂层.关于知识分子
杨辉：法学家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曾对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做过极为精到的说明.萨义德也有专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论》一书.您在《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中,也对“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做过反思.您觉得目前知识分子欠缺哪些精神?
丁帆：这些年我写的十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随笔受到了一点关注,是因为大家都在反思知识分子的问题,无疑,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绑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车上,已经是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必避讳.其要害就在于其从五四开始就没有形成过“合力”,用伯林的话来说,它就“不是一个独立阶级”,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取消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独立的批判精神,阉割了群体知识分子以批判力量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基本功能呢?除了外在的客观因素,就没有主观世界的原因?姑且不谈萨义德所倡导的现代知识分子永远是站在“业余的”的文化批判者立场上去关注社会的病症的价值理念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知识分子就连古代士子的“风骨”也荡然无存了.“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当下必要的文化反思,尽管它是哲学层面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后现代消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腐蚀,我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消逝了吗?这俨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法则和真谛.正如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所阐释的那样：“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如果说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的话,那么,无疑,这样的状况今天已经轮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头上了,就看你能否把持自己,永葆批判精神.
杨辉：我注意到您的专著《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与随笔集《江南悲歌》同年出版.不知写作是否也同步进行.作为有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您对江南士子人格、操守、精神、气节的强调,是否是在通过传统,来重建知识人的精神操守,以回应“人”与“自我”的失落问题呢?
丁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集中考虑的问题,为什么对“十七年文学”不能反思?就是因为在思想被奴化的过程中,看不到“十七年”与“文革”的血脉联系,更深入地追究下来,我只能在知识分子自身找原因了,所以,我写了《江南士子悲歌》（原名）随笔集,陆陆续续登在《随笔》杂志上,本是随兴而写,没有想到人们会注意这样的文字,20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记起,最近有个出版社要求获得再版权.在这里,我要郑重地道歉的是,书中有一处史实的错误,即,将东林党人的那幅读书治国的对联弄错了人名,这个教训很深刻,以为散文随笔是属于文学创作之列,就可以不严谨,终究会误人子弟.回到老问题上来：无论古今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节操,都应该忠于你的职业道德：不要忘记你是依靠批判功能生存的,批判才是你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强调一下,我是专指人文知识分子.
杨辉：近年来,您以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姿态,连续撰文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史及文学史做极为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论题涉及文学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这一思想理路,与您个人的学术经验有何关联?通过对“修正主义”的思想史价值的重提,您觉得文学与思想史会发生何样一种变化?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种变化会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吗?
丁帆：作为一个经过历史沧桑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切身的体悟,虽然这些经验是个人性的,但是不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就无法面对本学科的许多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有许许多多的文学问题其实十分简单,但是当我给下一代的博士生上课时就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答,那就是深刻地体悟到了他们对百年来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背景不甚了了,其获得知识的来源出了问题,这都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所以,我提出的“修正主义”的口号（尽管这个词十分犯忌,但是我在这里援引时是将它作为中性词来使用的）,旨在回到历史背景的真相与常识当中去,否则就无法面对一切文史哲所涉及的问题.正如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范畴的答案,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尖端的人文科学的巨大发明,这是中国思想界的狂欢节呢,还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
杨辉：作为较早关注贾平凹写作的批评家之一,您如何看待贾平凹由《废都》到《带灯》的转变?
丁帆：说实话,从《废都》到《带灯》,虽然贾平凹历经了许多部长篇小说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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