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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现状,韩作荣在《新诗:被遮蔽的写作》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应当说,我们的新诗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巨变.在经历了20世纪与整个世界精神的血液循环之后,中国诗人已进入自主写作的状态,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也并不逊色.”在这段话的前面,韩先生还说:“难怪有人明确指出,目前一些看似一般的诗人的作品,质量都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却没有了当时的影响了.对此,我深有同感.”①
那么,到底是什么诱因,使得新世纪十年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时间刻度或言之,新世纪十年诗歌是在一个什么生态环境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问题.
新世纪的诗歌生态,有三个方面的现象值得关注:
一、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与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从根本上,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功利、实用,且越来越向着物质化大幅度倾斜.饱受物质化的压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带有紧迫感,心浮气躁几成生活常态,无名焦虑环绕四周,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的阅读以及对诗美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奢侈,再就是许多年来新诗美学教育的泛诗化的缺陷,导致一代代人已没有能力窥见诗美,而成为另一层意义上的扫盲对象,且诗歌文体写作的品质越是纯正,其接受难度越大.此两点注定了诗歌文体写作有着双重意义上的冷.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直接导致诗人头上的光环失色,那些与名利相关的附加值被消解,甚至有了这样一种不乏夸张的说法:“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在上世纪90年代谁懂诗歌会被笑话.”②附加值的被消解,分流、重组了诗人队伍,使留下的更多是一些不怕被“笑话”的人群,再就是强调文学承载的习惯意识,也不对一冷再冷的诗歌抱更大的希望,热衷于去寻找更适合当下传播且能得到呼应的新的载体.这些,都意味着曾经的诗歌大国,已经没有诗歌的位置与话语权,直接导致诗歌人口的剧减.从另一个角度,“冷”对诗歌文体写作的影响,未必全是负面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助于推进自主化写作,毕竟,过于关注附加值以及强调文学的承载,都对诗歌文体写作害大于弊.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是新世纪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媒体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官方主办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以及征集与地方历史文化相关诗歌等活动的报道.这种热不是没来由的.首先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地方政府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文化与文明重建的重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掩饰他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直接动机,因而把“泛诗歌”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谋略或应用于经济建设的手段,其次是“泛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既有便于朗诵、传播的文体特点,同时也契合现有教育体制下泛诗歌美学的教育背景,即泛诗歌的接受人群要远大于对纯粹诗歌的接受人群,再其次,“泛诗歌”毕竟是诗歌的外延拓展和边界延伸,而诗歌作为公认的高雅艺术,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标示着一种文化品格,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选择泛诗歌文化活动这种形式,已经暗含了官员的文化品质不俗以及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文化意识.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诗歌可以超出诗歌文体写作的冷而成为一个被媒体关注的话题,同时,由于这样的活动往往邀请一些诗歌界知名人士参与(一般这样的活动,都有诗人讲座或受众与诗人的直接对话这样一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介、普及新诗美学知识的作用,可以弥补课堂诗美教育之不足,尽管诗人的介入尚不足以改变其“泛诗歌”的主导倾向.值得警惕的倒是有些活动由于主办者对诗美的理解与诗歌相距甚远,以及参与者大都与诗歌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时,就可能在一些推介、传播中,用越界的“诗”甚或是非诗的理念误导受众(尤其是中学生),产生负面的效果.
不管怎么说,诗人在文本之外,受到一定的社会尊重并为媒体所关注,也未必不是好事.这不妨可以视作当下在文化生态方面,朝向“B模式”③努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追寻.
二、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拓宽与官刊、民刊审美趣味的趋同
新世纪之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率先将月刊改成了半月刊,接下来改半月刊的是《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省级诗刊,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媒体都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版面或缩短了出版周期.这就使原有官办的极其有限的诗歌出版资源得到拓宽.与此同时,《扬子江》诗刊、《上海诗人》、《诗江南》等一些新增出版资源也先后投向诗歌现场,成为新增的诗歌出版园地.这些都是官办的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物.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另一个景观,是官刊与民刊的诗美趣味渐渐趋同,民刊已成为事实上的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补充.
民刊肇始于使用新时期的文学复兴.民刊诞生的原动力,在于其诗美趣味以及美学追求方面与当时的官方媒体有较大不同,甚至有很大相悖,而一部分不能被官方媒体接受的“民间”诗人,采取了在当时尚不被认可的另类出版方式,自编自印书刊,通过赠阅在诗人之间传播.新世纪以来,这样一些并不进入图书市场、仅供赠阅交流的诗歌出版物,其出版传播过程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小,出版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更由于官刊与民刊在诗歌美学趣味上已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最初从事“民间”写作的诗人,已经毫无障碍的在官刊上发表作品并受到应有关注,因而民刊相对于官刊,在诗美趣味方面,已从过去的对抗变成了一种补充.事实上,某些民刊由于受同人或圈子的局限,甚至没有官刊的开阔视野与包容度,一定程度显示出其狭隘性,过去那种所谓“好诗在民间”的说法不仅辞不达意,也不再契合诗歌现场当下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资源通过整合、拓展,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诗美趣味在纯正诗歌的前提下日益趋同,过去那种所谓官刊、民刊、国刊、省刊、地方刊物等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三、网络传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诗歌的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传播技术的便捷、即时、覆盖范围广等新介质的特点,以及其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布、传播、反馈方式,从创作、接受、批评等诸方面发生作用,给诗歌生态带来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是创作主体.由于过去那种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唯一性被打破,受制于诗歌编辑美学趣味的门槛也被拆除,写作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具体作品的认同与反馈,几乎可在作品发布的同时即得到实现,这就使作品形成的过程――创作、发表、反馈、修正、再创作――周期缩短,创作主体的创作激情被激活,创作经验的积累在阶段时间内更有效率地丰厚起来.负面的内容是审美趋同因之被放大,在被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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