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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西方叙事学的本土化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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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对小说的各形式要素进行细细检验之后,发现文本的背后还隐藏着潜文本.《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一书是整体细读法的成功检验和实践.在叙事学的发展方向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1999年董乃斌在给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作序时,提出了建构叙事学体系的6个突破点：叙事学的心理学方向、叙事能力成长史的本质和规律研究、文体学方向、非文学文体的叙事学、中国叙事学和中外比较叙事学.这6个突破点就目的而言是架构叙事学研究体系,以中国历代代表性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叙事学只是这个学科体系中的一项内容.2002年谭君强在其著作《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方向,将文化和审美的维度引入叙事学研究,将研究的范围延伸到文化意义上的所有叙事作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叙事研究范围；2010年他在《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上著文《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向度,认为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中国叙事学界研究的路径；江西社会科学院的龙迪勇,一直以来勤力于“空间叙事学”的建构；还有各门类叙事学如新闻叙事学、电影叙事学、法律叙事学、戏剧叙事学、音乐叙事学甚至茶艺叙事学等等,叙事学正以跨学科跨媒介的趋势逐步深入.这些研究方向,作为叙事学学科的分支以一种多头并进的态势向前掘进,成为叙事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赵毅衡提出了广义叙述学的新课题.早在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式》中,叙事的广义含义已经被认识到,作者反复强调他是以广义叙事为基础的：“凡是含有叙事成分的先秦文献都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等换而言之,先秦时期内任何含有叙事意味的信息传递,无论画事、说事、唱事、问事、铭事、感事、演事,还是甲骨、青铜、神话、史籍以及民间文艺,甚至包括‘表事’的汉字本身,都在本书的讨论之列.”但是傅修延只是认识到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应该突破小说甚至文学叙事,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赵毅衡.赵毅衡考察了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之后,认为叙事学从经典到后经典,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发生了叙述转向（the narrative turn）,叙事学研究从单纯的小说模式转向了文化,小说叙事模式显然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新现象.广义叙述学是要建立一种涵括各种体裁、各门学科的广义理论的叙事学.它将不再以小说模式为中心,虚构或非虚构的叙事如广播新闻、电视广告、梦都纳入叙事研究的考察范畴.他重新定义了“叙述”的概念（注意：赵毅衡认为要统一用“叙述”代替“叙事”）：“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讲述,就是叙述,它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1、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2、此符号链可以被（另一）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叙述”的范围被提到一个非常宽泛的地步,只要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的“叙述”,都可以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总之,无论是各门类叙事学、各向度叙事学,还是总体理论意义上的广义叙述学,强调的都是叙事学学科内部的拓展和延伸.
那么,是否第一条路线就没有价值呢?当然也不是.辨异的价值在于：一、有助于找出西方叙事学不适合中国文学实践的部分；二、有助于辨析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相近的概念和范畴；三、有助于挖掘整理我国传统叙事理论；四、中西叙事理论之“异”,可能会成为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生长点.一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的比较,自然也会碰撞出许多智慧的火花.杨义曾经满怀欣喜说明了这种比较的快乐：“中西文化明显存在的反差,使我时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阅读.发现相同之处,自然会心一笑；发现东西方异质之处,岂不是智慧的愉快?”
四
我们发现,上述两条路线都各有其价值.“辨异”是构建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丰姿的叙事理论的前提,但它不能涵括在中国的所有叙事学研究的内容.问题似乎又回来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看一下我国叙事研究的实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应用西方叙事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占大多数,而且其中不乏精彩的论文论著,如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1994）、王彬《红楼梦叙事》（1998）、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2000）、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006）等这个书单还可以开很长.也就是说,西方叙事学是一个很合手的工具,可以用来分析阐释中国文学的叙事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在应用这套理论工具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做着辨错、纠错的工作,修改叙事学理论的某些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纠正某些错误之处,补充西方学者没有提到的理论空白.这项工作做得最出色的是申丹.在她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中,可能最用力的工作就是理论的辨误和概念的清理.西方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概念不清、观念混乱的现象,仅在其《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中,作者就梳理了以下几个叙事学重要概念：隐含作者、叙述视角和不可靠叙述.因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在以往的理论阐发中被不断误解；在叙述视角概念的阐发上也存在各种混乱,而且以前人们只注意到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而对人物眼光的不可靠叙述则没有充分认识；“视角”讨论观察故事的角度,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名称众多、界定含糊、分类混乱.申丹深入考察这些概念的内涵,理清了相关脉络,并剖析了混乱出现的原因.
西方叙事学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阐释,其错误混乱可以为中国学者发现纠正,其空白可以为中国学者补充,中国学者可以在新的向度提出新的叙事学分支学科,在新的文化现象下提出叙事学的新课题,那么,“中国”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的关系,就不是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与对立.“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是巨大的,但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不是根本的.
美国学者、汉学家宇文所安（smphen Owen）的汉学研究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旁证.他在《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中提出一种比较诗学研究的新思路,用他的话来说,“来自不同传统的诗歌可以彼此交谈,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宴会上,每首诗面前放一个小牌子,上标它们应该‘代表’哪一传统.如果我们不去麻烦这些诗,不迫使它们代表‘中国诗’、‘英国诗’、‘希腊诗’,它们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一种不研究文化传统、只深入诗歌共性的研究,一种求同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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