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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西方叙事学的本土化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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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一门学科,叙事学从西方而来,自法国源起,途经英国等欧洲各国为一变,再到美国又一变,中国学界从欧美各国吸收了叙事学的营养；二、叙事学的各种理论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认同,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论文论著迅速增长；三、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之下,中国学者在叙事理论的拓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四、在西方叙事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得到重视.但以上只是一种表面的描述,并没有真正说明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还在于一个“化”字：本土化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要“化”去西方之异质,融源自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理论,使叙事学成为中国当代文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思路的起点是“异”.叙事学的发展路线,自法国而英国和欧洲各国而美国,从经典时代到了后经典,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也就是说,叙事学一直在一个相同的西方文化圈内发展,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叙事学研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语境内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关系是相继相承.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学研究,它的个性和风貌会全然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会体现出与西方理论的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析差异是吸纳西方理论最基本的工作.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直接强调的就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他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称得上是一部叙事理论的文化研究论著.差异的认识需要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异”、认识“异”.于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得到强调.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读者阅读习惯与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要素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文学叙事形式的民族特征,也就有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内一些论著仅仅拿中国作品作为例证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表示不满,便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之异、叙事理论之异之上.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深入学习和翻译工作的逐步拓展,西方叙事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人眼前,中西比较的维度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中国学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都带有比较的因素.徐德明认为整合中西叙事理论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中西叙事理论的对应比较.很多学者在叙事学领域的中西比较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中国叙事理论与西方叙事理论的异与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提及.在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较意识.胡亚敏《叙事学》的附录,便是对金圣叹叙事理论的梳理,与正文的西方叙事理论介绍形成鲜明的对照.张世君在《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辨析了多组中西叙事概念,如“间架”与“插曲”、“脱卸”与“转换”、“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等.
应该说,在中国的叙事学的研究途中,必然会有比较的维度.毕竟叙事学源自西方,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两千多年叙事理论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学说,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传统叙事思想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差距是显见的.问题是,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这种差距是绝对的吗?还是可以求同存异,在一个共同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传统内发展学科?换句话说,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要在中国与西方的范畴内发展叙事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范畴下展开中国的研究?这可不是在玩语言游戏,二者的差异是显著的.前者建立在“异”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的独立品格,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与西方叙事学全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则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处于同一个学术框架内,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
第一种路线会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呼声,建立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叙事学也是许多中国学者的愿望,而且中国叙事学界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出版无疑让国内叙事学界精神一振.第二种路线,撇开文化尊严和民族感情不说（那场历时十余年至今余音未歇的文论“失语症”讨论,反映出国内学者多么深刻的文化焦虑!）,即使在学理上也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第二条路线,在中国也不乏实践者,且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方法论方面,傅修延研究了文学批评的各种方法和思维方式,试图在理论的创新和方法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不仅是一部较早介绍叙事理论的著作,其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精彩演绎更让读者着迷.赵毅衡和申丹则直接提出了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前者着眼于中国传统小说研究,创建了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后者致力于西方小说研究,推出了整体细读法.两种方法论的提出,都不是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或叙事理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而是聚焦于作品,对作品进行细读,在思考叙事形式与作品意义之间的关系中创建方法论.赵毅衡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形式,形式具有坚挺的历史意义,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便是文化,正是文化赋予了文学的叙事学特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突破了叙事学研究满足于内审的传统品格,目光穿越文本直达文化深层.其《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是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出色地解决了中国白话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叙事学特征问题.
2007年申丹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首次在国内正式提出“整体细读法”；2010年申丹在美国著名期刊English Studies：A Journal of EnglishLanguage and Literature第2期发表论文“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首次在国际上明确推出整体细读法.所谓整体细读法即“以文本为基础,以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为前提.其‘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等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也就是说,‘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整体细读法的提出,是申丹结合叙事学的“话语”研究与文体学的“文体”研究的特长,聚焦于英美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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