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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优秀成果返赠俄国,俄国才能具备跨越资本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跨越是彻底的整体性跨越.他们当时讲了“三个一”：落后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必需的新历史环境未形成大气候,资本主义仍在全球发展,从自由竞争上升到垄断,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于1895～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这篇论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jingji/0610845.html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20世纪,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面临着如何在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实现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长期艰巨任务.从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跨越过程.它分两大步走,中间不为万里长城所梗塞,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之前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失时机地过渡到不发达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和控制,二者的对立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有不少论者将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全过程的这一阶级分析,歪曲为仅仅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及时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支撑国防工业的建立和巩固,目的都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年轻共和国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周边接连发动的侵略战争及代理人战争和禁运封锁,自主的准临战国民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确立,是导致建国后前30年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不协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充分,部门间重大比例关系经常失调(如人民生活基本用品长期实行配额制),以及犯急于求成主观错误的根本历史条件.必须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基上,新中国成立后若立即实行无限制引进外资的门户开放政策,没有30年共和国建设者艰辛奉献的老本可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内部的不适应、不协调必须服从对外部压力的强力抗衡,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强作用的产物,用前述马克思的语言来说,是一个民族“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或“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派生的”该“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产物,是为上述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这似乎也是新社会形态的弱小萌芽在启动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时,抵抗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绞杀的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共和国建设者们前30年艰辛开拓的辉煌成果,为后30年基于国家主权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旦帝国主义将新生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破产,在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新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卡夫丁峡谷”,便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对其中规律性变化的探索与把握,决定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命运.新社会形态萌芽在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的衰落期,要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或迟或早总要在实力对比差距尚很大的开放环境中,经受不同社会制度相互碰撞的熔炼和考验,才能在汲取中培育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使中国重返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被嵌入和重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层阶较低的下端.以这种被动方式来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蕴含着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摄,沦为其附庸的巨大风险,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罗网的自杀.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适应开放历史环境的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最终取决于基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复兴与帝国主义扼制反复较量的胜负结果.
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波动而具有相应的周期性.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上升期,全球化加速,中国以与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被动式地吸纳西方工业文明,付出了削弱以致破坏自组织能力的重大代价.在世界经济的长波下降期与美国霸权的衰落期,尤其是二者叠加形成的长期萧条,全球化收敛,为探索跨越式发展的主体增强自组织能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增长机遇,需要在全球经济衰退对跨越主体长期的强烈冲击中,由该主体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顺之者亡.被动式的学习和主动式的自组织,二者的周期性复合酿成迂回跨越的历史辩证法.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风雨中它顽强的曲折生长,将迎来百年激荡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
责任编辑：孙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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