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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商务论文范本,与《中德税收协定》的现状与趋势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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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16
作者简介：刘剑文(1959-),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席,法学博士.
致谢：本文原为2009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届“中德税法高级论坛”的会议论文,现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汤洁茵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中德税收协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摘 要：中德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国.《中德税收协定》自1985年签订以来,成为两国解决双重征税和防止逃漏税问题的法律准则.然而,《中德税收协定》实施后,中国不断地推进税制改革,两国间经贸往来出现了新的形式,与此同时,国际税法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因此,适时修改《中德税收协定》是必要的.尽管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已有所发展,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是资本输入国,在修订《中德税收协定》时,应当坚持来源地管辖权为主和适当兼顾居民管辖权的原则.
关 键 词：《中德税收协定》；双边经济活动；双重征税避免
中图分类号：DF96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2.14
中德两国自1972年11月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德经贸关系成为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基本构成与重要内容.中德两国政府于1985年6月10日签署了《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德税收协定》）.《中国与日本税收协定》于1983年9月6日签订、1984年6月26日生效；《中国与美国税收协定》于1984年4月30日签订、1986年11月21日生效；《中国与法国税收协定》于1984年5月30日签订、1985年2月21生效；《中国与英国税收协定》于1984年7月26日签订、1984年12月23日生效；《中国与比利时税收协定》于1985年4月18日签订、1987年9月11日生效.《中德税收协定》于1986年5月14日生效,但实际上是1985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德税收协定》执行27年以来,对避免中德两国纳税人在经济贸易中遭受双重征税,协调两国间税收利益,促进两国资本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德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国内税法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德税收协定》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中德两国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修改《中德税收协定》,以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构建和谐世界,其意义深远.
一、《中德税收协定》的简要评价《中德税收协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签订的第六个、生效的第四个双边税收协定,其执行时间仅晚于《中日税收协定》和《中英税收协定》［1］.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对发展与德国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
（一）《中德税收协定》是中欧谈签税收协定的重要蓝本.
《中德税收协定》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所签订的具有代表性的税收协定.中国与德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制度、所属法律体系差异较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税法和国际法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此时的德国不仅国内税收立法日益完善,而且在对外税收协定的谈签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国间就税收协定的谈判尽管起点不同,但彼此间本着平等协商、互让互利、尊重主权的原则,仍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
我们可以看出,《中德税收协定》在结构上是对《OECD税收协定范本》（以下简称《OECD范本》）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以下简称《UN范本》）的继承,但根据两国的具体情况则更多地采纳了《UN范本》的规定.在《中德税收协定》中,当《OECD范本》和《UN范本》规定有所差异时,本协定有6处倾向于采纳《OECD范本》的规定,3处倾向于采纳《UN范本》的规定,有的条款甚至融合两个范本的内容.同时,《中德税收协定》有别于两个范本规定的共有23处,其中,本协定完全舍弃两个范本的2条规定.通过分别采纳与修正秉持税收居民管辖权原则的《OECD范本》和遵循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原则的《UN范本》,既保障了作为资本输出国和经济发达国家的德国的税收利益Germany,InvestmentTaxAct(Investmentsteuergesetz-“InvStG”),S.3(1).,又考虑了作为资本输入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税收利益.正因为如此,《中德税收协定》也成为此后中国与欧盟各国谈签税收协定的重要蓝本,为中国进一步签订对外税收协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现代法学刘剑文:《中德税收协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二）《中德税收协定》成为双方经贸往来的重要推动力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德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发展较快,规模也日趋扩大.实际上,德国在“二战”之后,建立了较严谨、周密、细致的税法制度.德国采用税收通则和单行税种法相结合的税收立法模式,税制结构较为复杂.中国则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构建较完备的税法体系.由于中德两国均对跨国所得课税,两国间经贸活动面临着双重征税的压力和影响.《中德税收协定》的签订,不仅减轻了两国居民投资者的税负,还能够将中德税收协调纳入约定规制的范围,从而保障两国的税收利益,中国因此获得更多吸收德资和引进德国先进技术的机会；对德国而言,则为解决本国市场饱和与资本过剩问题提供了更多机会,提高了德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并拓宽其利润增长点,有利于两国商贸的发展.
随着《中德税收协定》的签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德两国的年贸易总额接近40亿美元,约占中国与欧共体贸易总额的1/3强［2］.根据德方统计,2009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供货国,并成为其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双边总贸易额达到1301亿欧元［3］.在投资方面,德国为中国的第七大外资投入国,至2011年8月底,德国在华实际投资总额已达180.3亿美元,在华投资项目总数为6904个［4］.可以说,《中德税收协定》的签订为两国经贸往来提供了助力.
因此,《中德税收协定》的签订,开创了中德双方税收利益协调、双赢共利的局面,为中德双方在各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良好的范例.与此同时,德国完备的税法体系、高超的立法技术和发达的税法理论、深厚的税法文化,也借由该协定的谈签乃至执行,对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二、《中德税收协定》实施中的问题《中德税收协定》的签订与执行已有20余年,在此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法制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该协定的内容不仅滞后于中国国内税法改革与发展,更难以对两国间经贸活动出现的新形式予以适用.在经济全球化、税收协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中德税收协定》的实施和存在的问题予以检讨和反思.
（一）《中德税收协定》滞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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