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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方面论文范例,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资本理解读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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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怎样的高等教育不是智力或经济的单一因素决定,更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关于阶层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由于文化）选择学业上的自我淘汰的渐变过程对于分析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具有独特的视角.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于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问题既可以有潜隐的文化建构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经济支持和政策扶助来促使有益文化资本积累的行动以减少不足.
［关 键 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作者简介］韩月（1987- ）,女,吉林吉林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辽宁沈阳110034）
［中图分类号］G7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015-03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的发展却由于生产方式、地理和历史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女、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予以关注,并在政策上大力辅助.然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权不能与期望相等,而从政治、经济与天性等以往的归因跳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则有助于探索其中一些潜藏的影响因素.
一、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现状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了使少数民族学生享受更多的教育机会,在政策上不断给予优惠政策,对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招生和培养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考生采取“降分录取,先办预科打基础,后上本科专业,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等优惠录取政策.①不仅如此,国家对于教育资金和经费的倾斜也是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不论是人数还是在总数中的比例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如表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学生有所受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占有的比重更为提高,在研究生阶段的数量更是不断提高（如表2）.
(二)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发展
然而,中国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小,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从绝对平等的观点出发,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还低于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这种量化的比较方式,也曾在我国以往的文件中有所体现,不过还略有保留地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比例,应逐步达到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②.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虽然一直有所发展,但却在绝对数量上还很薄弱,与汉族的相对差距不断扩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了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必然需要关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而作为占总人数众多的汉族人民也应基于兄弟情谊予以帮助.其次,少数民族学生虽然在数量上获得了一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然而不可否认,除了与汉族学生存在的绝对比值小于总人口比例之外,还存在隐性的不平等.其一,如表2所示,虽然在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不断增多,但比例偏小,不仅小于民族之间的总人口比,也比本专科少数民族学生所占的比例少很多.其二,少数民族学生所学的专业一般比较狭隘,就读高校层次不高,专业科系也不够全面.以全国唯一的一所少数民族重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为例,该校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等10个学院、29个教学单位,其中文科院系占80%左右,而理工院系仅占20%左右,招生人数也相对较少.
虽然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都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予以倾斜,但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的有待发展的空间.政策、资金等行政因素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只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不能解决少数民族与高等教育不相适应的部分文化问题.
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符号权力作为布迪厄思想的关键,完成于被当做“如同武断一般的被误识”,是一种被误识、美化和合法的权力转化形式的附属权力.这种“武断”并不与暴力相同,却能通过察觉和区别获得普遍的认可,譬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是符号权力的占有者还是被支配者都承认其在社会中的权威,被支配者之所以不会反抗这种权力,是因为符号权力没有显示出外显暴力,而同时以民主的姿态出现,给出了一种社会秩序,在其中强调了形式上所拥有的平等.在外表所宣称的秩序背后,优势阶层拥有了符号权力,而同时不能协调一致的群体则受到了隐藏的符号暴力.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在教育中同时获得了再生产,产物便是相应群体获得文化资本的稳定性.对于学业上的某些失败者而言,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因为客观上既受限于强加和灌输特定意义的事实,也受制于被认为值得由一种教育行动再生产的选择和相应的排除处理,再生产专断的选择.
少数民族学生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拥有了符号权力,但是从当前认可的学业价值上看,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符号暴力.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的区别在于是否与主流文化一致,这是一种适切性的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在教育中接受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要接受外部的开放性的文化,在学业上还受到了主导价值观念的影响,要与学业导向的价值一致则要突破一定的消极影响.以往对于文化资本影响最重要的便是家庭和学校,而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伴随多媒体技术发展而来的电视、网络等获取资源的手段也正影响着个人文化资本的累积.然而,家庭的文化优势与家庭所在的阶层有很大关系,学校的文化传递与师资十分相关,而多媒体技术也受制于经济基础.大部分位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学生是否能得到相应的文化资本,摆脱遭受符号暴力的地位,不仅与自身能力和家庭有关,政府对于师资、多媒体资源的投入至少能够冲淡部分导致个体学业机会缺乏的因素.教育的理想形态,包括了可以促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改变个体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利地位.以往符号权力和符号暴力所施加的影响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稳定,然而打破这种稳定,促使阶层的合理流动,高等教育机会不断谋求实质化的平等,这是整个社会力量和政府运用职能所能渐进影响的.（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即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二是客观的状态,即文化商品的形式（图书、词典、工具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三是体制的状态,这是一种必须被区别对待的客观化的形式,它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前两种都是可以通过家庭进行传递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子女的“性情”具有潜在而有力的影响；而家庭的休闲、消费方式在物质上的体现则使子女接触到与家庭相适切的文化商品.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它又影响到学校中对很重要的认识技能的培养.③布迪厄的早期观点也认为,文化资本便是使不同家庭通过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可见,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学业成就的影响虽然比学校隐蔽,然而却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了人能够继承一个场域的文化.研究显示,1978～1991年之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即使“职业地位”相对较低,也可以通过自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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