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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类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与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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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和国际巧妙精密的阴谋,故只用两个简单的办法去应付:一个办法是禁封书局、抓人.结果愈禁,人家愈要看等,另一个办法是自己来创造文艺,但这种作品,由于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由于公众对遭禁的左翼革命书籍有着旺盛的阅读要求,因此,在30年代便出现了盗印、翻版被禁革命文学书籍非常盛行的现象.据华通书局出版的《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其中有为数不少是当局查禁书籍,其中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多.翻版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些书商出于赢利目的而盗印、翻版已经正式出版的畅销书,这对作者和出版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侵犯.而且有些是属于"恶意"翻版,即为了牟利,不惜欺骗读者,将许多书刊挂上蒋光慈、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名字做招牌,或将原书随意删节,或张冠李戴拼凑成书.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有许多可以称之为"善意"翻版的.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下,这种翻印左翼作家被查禁的书刊的行为,首先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喜读禁书的阅读需求,客观上消解了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令,从而在事实上为传播左翼革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许多革命作家对这种翻版、盗印的行为不仅不反感,反而在有意无意中持欢迎的态度.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南北集》翻本,等是照相石印的,所以略无错字,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茅盾也说起过,《子夜》遭删后,便有进步华侨以"救国出版社"名义,"特搜求未遭删削的《子夜》原本,从新翻印",并公开在正文前加《翻版序言》,宣称,"天才的作品,是人类的光荣成绩,我们为保卫这个成绩而翻印本书,想为尊崇文艺、欲窥此书全豹的读者们所欢迎的罢".这种翻版,其出发点或许已经不完全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了.其实,在30年代,不管出于什么考虑翻版遭禁的左翼革命文学书籍,从客观上讲,对广大的读者都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与通常版权页上所印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等语相反,有作家干脆在书籍的版权页上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说到底,翻版书得以存在并能盛行,最终仍是读者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导向,以及由之形成的倾向明显的阅读要求在起着支撑的作用.
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之所以能主宰文坛,固然有所谓"红色的30年"这一国际背景,但这种读者层中由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导向而形成的阅读需求却是最根本的原因.诚如鲁迅所反复指出的:"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的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虽然革命文学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和迫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二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就生产而言,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就流通而言,它的主体是出版商的经营操作,就消费而言,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文学的能否发展,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30年代,在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影响之下所形成的读者的阅读需求,确实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突出体现在对作家的影响和制约上."广大的读者,他们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作家,但正是在他们中间,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而得以"流传出来".因此,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真正无视读者的存在.30年代就曾有作家认为,"这年头,专门作一个文学家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物质方面,你得受尽出版者的剥削,思想方面,你得受统治者和读书界的双重支配.等同时你得时时顾虑到出版者要什么货色,时时顾到读者的脾胃,有时还得顾虑到什么是不犯官禁的".不管作家如何评价读者对作家影响的意义,但在当时,大多数作家分明是感到了来自读者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事实上会对作家的文学选择或多或少地起着制约作用.30年代文学选择之受读者态度和价值观念制约的事实,连一贯以为文学乃是少数人的事情的梁实秋也不能不承认,他指出,"民众虽不能估定作品的价值,但却能规定文学作品的市价".一个作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可能在作品中旁若无人地尽情地说自己想说的东西,但如果他要以写作为生,他就不得不兼顾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不能不关注能决定作品"市价"的社会心理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他必须在艺术和读者之间找寻一条通道,有时即使"牺牲"艺术,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30年代就曾有人明确表示过,"我们宁可抛弃艺术,不可脱离大众".不可低估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之下形成的阅读需求对作家和作品的制约.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正是在公众和青年们普遍的偏爱中形成"巨潮"的,而许多作家便在这种巨潮中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变方向.施蛰存在30年代曾这样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当他自办《新文艺月刊》之时,"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所以"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许杰、许钦文也曾在有关回忆中谈到,他们当时并非左联成员,但在革命文学的巨潮中,事实上是以左联为旗帜来确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改变方向,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自身思想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与读者的阅读需求的制约分不开.读者兴趣若不在政治,文学作品中大谈政治会遭来读者的反感,而若是读者普遍具有很浓厚的政治兴趣,则作品中全然回避政治反会有违读者的期待,从而遭致读者的批评和冷落.例如邵洵美等当时所办的《狮吼》、《金屋》等唯美性质的杂志,就曾遭到批评和非难,而且其批评和责难并非仅仅来自进步阵营的读者.《苦茶》上就曾载有读者批评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的文章,指责其追求"唯美"倾向,"完全走的是一条错路".因此,30年代作家创作态度普遍左倾及作品内容趋向政治(革命)化,与读者阅读需求的导向有着很大关系.田汉也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1928至1929年,田汉的新作《古潭里的声音》、《湖上的悲剧》上演后,许多读者观众对这两部剧中流露出感伤情调和脱离现实斗争的描写提出了批评,这对推动田汉戏剧政治化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古潭里的声音》在南京公演期间,有观众指出,"我们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人们何须乎这避开现实去救灵魂的东西",这一来自读者观众的声音惊醒了作者"低迷在脑筋里的艺术至上主义的残梦",在后来发表的剧本中,田汉作了修改,使"古谭里的声音"中寄寓了更"繁复"的深意,多少去除了原先的"神秘莫测".1929年7月,南国社第二次赴宁公演期间,田汉曾在南京各大学发表过《民众与戏剧》的演讲,恳切表示:"今后来宁当设法无条件地给予公众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们娱乐,使他们取得暗示---对未来更光明的社会的暗示！"在离宁回沪途中,南国社在无锡演出了田汉创作的象征统治者崩溃与新世界诞生的独幕话剧《一致》,回到上海后又创作并公演了反映工人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的新编三幕话剧《火之跳舞》等,这表明他在进步读者的推进下创作态度有了鲜明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丁玲身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丁玲是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文坛的,但此类作品在30年代却难以为继,其原因正如当时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于是她后来写了《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田家冲》、《水》等著名革命小说.据丁玲回忆,她当时所办《北斗》杂志,经常收到读者来信,来信内容多是给《北斗》提出改进意见,诸如指出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希望编者"用很大的力量研究社会学",批评杂志所登载的"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是很坏的作品",肯定编者"否定了过去而采取一条新途径这是对的",建议编者在取材正确的基础上还要多"考虑""观点正确不正确","能不能给读者一种宣传熏染的力量"等等.这些来自读者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对作者的文学选择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丁玲在1933年就曾说起,自己之写小说,开始的出发点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对社会的不满",所以想以笔来"说出"自己的"牢骚".对于来自读者包括批评家(特殊的读者)对自己早期小说中"染上一层伤感"的批评,她是由"有点不服"到"反省之后也就承认","之后,在写作态度上,读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渐在变化".她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写"革命小说",甚至曾对自己的作品被当作"普罗文学"而"觉得冤枉",但同时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关于"光赤式的陷阱"的形成,有学者从社会、时代的角度和作家自身的思想矛盾等方面作了精到的分析,但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普遍的阅读需求来看这种"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流行.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曾这样说起过蒋光慈作品吸引他的原因:"说实话,对那些革命文学所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我并不懂.但是又朦朦胧胧似乎懂得四个字,那就是革命和爱情.革命是打着悲惨的烙印已将消逝的,又重新被召唤回来的热情的字眼,显得更加神秘和崇敬","爱情这两个字眼也很神秘,它是在感到寂寞的心底悄悄生长出来的一棵嫩芽","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正是由于蒋光慈作品中的"革命加爱情"对青年普遍的社会心理"恰好一箭双雕"地"正中下怀",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一些出自革命作家手笔的作品,如蒋光慈继《少年漂泊者》以后的《鸭绿江上》、《短裤党》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而"某一类书籍如在读者中间获得成功",于是"这类作品"就会"不知疲倦地一再"被生产出来,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作者受读者需求的刺激,自觉不自觉地起而仿效,另一方面则是由出版商根据在读者中获得成功的"经过考验的模式"去组织作家创作.30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与模式化的创作之所以盛行一时,事实上也正是与普遍阅读需求的牵引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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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0年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及其由之形成的特殊的阅读需求对文学的导向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文学杂志刊载内容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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