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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教育行政管理:政府与学者的博弈相关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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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是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和长期执着追求民主教育理想的一次实践产物.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以后的社会现实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使得教育家们所追求的教育独立梦想“昙花一现”.但是,如何实现政府与学者在教育行政管理中的良性互动,仍然是当今教育领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关 键 词]大学院；大学区制；教育独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176-04
教育家始终有一个理想,即追求教育的独立性.从政府来讲,强化管理是其一以贯之的方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调节才能较好地促进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何防止、避免或杜绝学者变成学阀、学术教育机构变成官僚机构,仍然是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我们试以我国近代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推行为例,来分析如何实现政府与学者在教育行政管理中的良性互动.
一、缘起：摆脱近代以来教育行政官僚化的倾向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呈现出官僚化倾向.尤其是民国政府建立以来,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教育总长频繁更换,自1912年至1926年,14年中先后更换了38个总长,24个次长.另外,军阀政府将国家大部分经费用于军事开支,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很少一部分.如1920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占1／2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及其1／75,就是预算内的经费,也常因被挪用、克扣和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教育经费严重匮乏,许多学校难以为继,各地索薪罢教的斗争不断发生.以北京为例,“民国十年底北京大学只欠薪金一个月,本年底(本年指民国十五年,著者按)以欠发薪金十二个月了.师范大学这四年来的情形,相差更远.民国十年该校实收款项除完全照预算开支外,还有些余款还债.到了本年十二月教员薪金,连去年十月的还没有发齐,简直被政府拖了十四个月了”.“北京国立入校最近只发一成二.等中小学教员现在为索薪,要逐日到崇关去坐索；逐日到财政部去坐索.”经费短缺的直接后果就是,国立八校“每到学年之始,多不能如期开学；或者勉强宣布开学,上课之期又须迟之又迟,始能议定”,京师各公立小学,“或于学期之始,开学愆期；或于学期之末,提前放假；或值学期之中,弦诵屡辍”¨J.加上学生爱国运动的勃兴,军阀政府把教育界视为祸首,政教处于敌对地位.对此,全国教育联合会首先作出“教育经费独立”的决议,然“徒经费独立,教育机关隶诸政府管辖之下,结果乃等于零”,接着,进一步提出教育立法和教育行政独立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逐渐产生了教育独立思潮,形成了有一定群众性的教育独立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当时的环境下,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是合理的.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主要阐述于1922年3月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蔡元培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具体设想：“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科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等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相互关系的事务.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而“关于国民政府应添设教育部问题,元培等筹议再三,以为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那么,大学院将如何改革以往教育部的官僚化、而凸显“学术”呢一是通过有别于以往教育部的机构设置；二是通过选用专家、学者主持政务.大学院设大学委员会,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
二、经过：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规划
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是蔡元培长期执着追求民主教育理想的一次实践产物,诱发于造就“健全人格”共和国民的教育价值体认以及摆脱政治与宗教束缚的超然应答,即“教育独立”理念.“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而“设立大学院制度,其理论基调正是蔡元培所主张的教育独立思想”.1927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掌握全国教育的实权人物.1927年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通过蔡元培等人的提案,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教育行政制度,在中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6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随后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依据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设院长1人,综理全院事务,为国民政府委员.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中央研究院、国立学术机关及各种专门委员会.大学院还设有大学委员会,作为最高评议机关,有推荐大学院院长及审议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大方案之权.根据1928年公布的《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大学委员会由大学院院长、副院长、教育行政处主任、各学区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以及由院长推荐的国内专门学者5至7人组成,院长为当然委员长.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又正式通过试行大学区案,使省级教育行政制度由教育厅制改行大学区制,即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由国立大学校长总理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事宜.据1928年5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全国依各地的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1人,综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在全国设立四个大学区,裁撤教育厅,在各大学区内也设立了与大学院对应的机构和设置,如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和扩充教育等.此外,还设置辅助校长办理本区行政上一切事物的秘书处和负责研究大学区一切建设问题并计划新政的研究.
三、结果：昙花一现的教育独立梦想
蔡元培等人借助国民党初建全国政权的契机,利用其元老的地位和影响,向着“教育独立”的理想迈进.其本意是要避免行政当局对教育横加干涉的弊端,然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推行不久,多数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即被取消,可谓是“县花一现”,国民政府又恢复了先前的教育部与教育厅制度.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院制之所以得以试行,又很快被废止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的政权尚未稳固,为了扩大势力培植力量,势必要控制教育权.教育独立运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成立一个独立于军阀政府之外的强有力的教育机构.而当时教育权主要把持于政客和军阀手中,为实现对教育权的夺回,南京国民政府正是迎合了教育界的这一要求,巧妙地顺势倡导“教育独立运动”,成立了大学院,其独立于行政院之外但直接受命于国民政府,从而产生了对教育权的牵引力,顺利实现对教育的控制.而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以后,随着其政权的逐步稳固,提出“以党治国”的口号,强调“军政统一、思想统一”.而大学院制却是要求立法独立、经费独立、人事独立,这明显与“党治”格格不入.因此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均不予支持.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郭春涛等人直言不讳地指责大学院名称“不伦不类”,“易启人疑”.“盖以大学院而冠以‘中华民国’字样,究竟隶于国民政府乎抑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乎”予头直指大学院制的理论基础――教育独立.此时“要求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的大学院就显得不合时宜,废除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成为必然.
第二,大学和大学区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致使教育界内部人士也反对之.蔡元培推行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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