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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瓦姆斯利自己对这一‘替代方案’的讨论成为了公共行政研究中进一步的异常的例证.对他的许多观点的简短回顾将指出这些困难——特别是由于它们影响了弗雷德里克森对事实和价值的关注.我们将会看到,所谓新社会科学并没有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和解,反而造成了这些概念糟糕的混淆”[4].也就是说,所谓新社会科学在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的传统难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而也不见得有多少新意.登哈特认为,“在各个方面,不论新公共行政学还是新社会科学都没有表现出对传统途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拒绝.举例来说,认为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现象学途径为特征,因而拒绝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新社会科学看作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实质性背离；它最多代表了对实证主义泛滥的一种谨慎的回应.”[4]要拒绝实证主义,首先必须拒绝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登哈特看来,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与理论的问题,由于实践者需要事实,理论家则呼唤价值,所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就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而这正是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的共同局限：它们都有意识地与实践保持距离,自然不能解决实践和理论脱节的问题.尽管如此,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的努力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仍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这些外在于实证科学框架的理论家.等通过承认人类具有开展有意义——这种意义给社会科学家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的行动的能力,这样一种途径也许可以很好地连接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4]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之所以没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没有重视praxis的观念.“作为一种研究与一项职业,公共行政迫切需要一种接合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政治与行政的方式.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迈向praxis,在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上接合反思与行动,否则我们就将受困于旧的二元论.尽管它们也容许某种进步,却将持续性地限制我们的潜能.因此,仅仅在旧有区分的语境下履行我们的工作可能已经不够了,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都揭示了这种努力所遭遇的异常.只有通过对praxis的观念的完整解释,并将其应用于公共服务,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理论/实践、事实/价值与客观性/主观性的问题.我们也许甚至能够超越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而那将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新公共行政学!”[4]由此,借由praxis这一主要由现象学所复兴或者说再造的古希腊观念,建构新公共行政学的努力被明确地纳入到了现象学的理论视野之中,在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的现象学诸流派逐渐承担起了为公共行政这一“生活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任.
二、理论与实践的再整合
其实,早在登哈特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另一位积极参与者怀特（OrionWhite,Jr.）就已经提出了要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引入praxis的想法,并且,与登哈特一样,他也从praxis的观念出发,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新的分析.在怀特看来,早期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是贴得很紧的,甚至是没有距离的,但这种没有距离的研究却并未带来公共行政理论的繁荣,而只是造成了研究的庸俗化.“在那个时候,这一领域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既不具有科学性,也不具有理论性.它的原则所基于的是从由相当明显的范畴构成的既有现实中得出的最低层次的抽象.因此,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因为当时的‘理论’仅仅是一系列粗糙而实际的原则.”[5]四十年代以来,随着公共行政“公共”意识的生成,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也开始走向分离,“规范性考虑变得极为重要,‘公共利益’的理念则上升到了这一途径主要‘理论性’观念的地位.但是,公共利益概念很快变成了实践者宣称理念与实践存在鸿沟的基础.在‘现实世界’的大多数领域,公共利益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5]正是由于这种分离,到了六十年代,“切题”（relevance）才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呼唤.“几十年来,关注这一领域切题性的实践者与学者一直抱怨缺乏对于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对实践者而言,学者是抽象的、深奥的与理想主义的——对于政府的日常事务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帮助.学者则认为实践者索取过度,侵犯了他作为顾问的职业角色,大学则变成了行政部门的研究机构——负责解决本应成为行政官员心烦之物的专门问题.”[5]
要在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状况,需要向praxis求助.怀特认为,praxis意味着理论对实践的一种承诺,或者说责任.“然而,这样看待理论与研究并不等于达到了‘praxis’,后者的含义是对理论与行动的整合.无论一种理论多么连贯,无论其数据多么具有说服力,它都不能被带入实践——除非它作出这样做的承诺.等因此,责任就是理论与行动之间失落的链条.要将理论带进实践,行政官员必须愿意承诺把价值引入这种情境——在此之中,价值只能通过他的行动而得到传播与证明.等因此,要能够共同工作,学者与实践者都必须修正自己的立场.实践者必须承诺承担在他自己的处境中执行新的价值取向的风险.另一方面,学者必须对他试图推销给实践者的东西更加诚实.接受了一种理论,行政官员就被要求承担了一种政治风险.这一点必须认识到.如果学者愿意承认他是在处理价值,也许他将更能开发出一些可操作的策略来让实践者将其理论付诸实施.”[5]简单地说,学者与实践者都必须对价值作出承诺,这是因为,“公共”行动总是涉及到价值的选择与取舍,只要实践者与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根据公共行动的价值属性而开展研究和实践活动,他们就获得了共同的出发点与基础,就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重新整合.
可以看到,怀特与登哈特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是由于学者和实践者没有共同作出对于价值的承诺,所以造成了二者视角与取向的不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进一步说,怀特与登哈特都认为问题主要在于实践者而不是学者,是实践者对于事实的盲目偏好以及他将这种偏好在学者身上的强加,造成了他与学者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因而需要引入praxis这样一个具有理论意识或者说价值意识的实践概念,通过在行动中注入理论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重新结合.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哈蒙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哈蒙看来,“理论-实践的差距基本上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必须去处理描述、解释和行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非仅只是象牙塔内的理论家和不经反省的行政人员的一个并发症”[6]（P2627）.哈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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