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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关于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之困境:对1917-1950年代文学史观再考察相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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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 “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
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等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 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代理论演绎.
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
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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