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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教士来华、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殖民,西方儿童文学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开始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历程.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旅行”、被改造的过程,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被选择、建构、阐释的过程.
一
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始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了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如吉卜林的动物故事、伯内特的《秘密花园》等,不过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对儿童文学译介的出发点在于传教,换言之儿童文学是易于民众接受、便于达成其传教意图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也就决定了传教士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倾向性,主要是民间故事、儿童福音故事、基督教成长小说等.
《伊索寓言》是较早进入中国传播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为译介主体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在他携带的传教书籍中就有《伊索寓言》,以服务于其传达教义、教化民众的目的.“在这里不妨指出,当年耶稣会士自西欧来东方传教时,都带有《伊索寓言》一书,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寓言作教诲、训诫之用.”这在法国史学家裴化行的《利玛窦传》中得到印证：“有位官员见了有这种画（指有宗教插图的读物）的一本关于救世主的小册子,爱之若狂,我（利玛窦）表示歉意：这是我教的书,不能送给他等他只好接受《伊索寓言》算了.”这里的《伊索寓言》还不是中文译本,而是当时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于1592年刊印的《伊索寓言》改写本.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8年,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第一次将这部寓言翻译成汉语,当时把伊索的名字翻译成“扼（原字左为耳旁）琐伯”.书中翻译了《肚胀的狐狸》《两树木》《狮子和狐狸》等寓言.李之藻的序文中说：“乃西泰子近所著书十篇,与《天主实义》相近,义行于世.顾自命曰畸人,其言关切人道,大约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谨言苦志以裎身,绝欲广爱以通乎天裁；虽强半先圣贤所已言,而警喻博证,令人读之而迷者醒,贪者廉,傲者谦,妒者仁,悍者悌.”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些寓言被入选为译介的对象,是因为其与《天主实义》相近；第二,译介寓言的目的在于以比喻的方式达成道德训诫的目的.
在利玛窦之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对《伊索寓言》进行了选译,如卷一的《伏傲篇》里就有《乌鸦和狐狸》等.162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汉文版《伊索寓言》——《况义》,由法国金尼阁口述、中国张赓笔录,至此《伊索寓言》在中国正式成书.《况义》的成书过程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金尼阁是精通汉语的法国耶稣会士,执笔记录的张赓是一位忠诚的教民,该书的刻印在受洗入教的王徵家中.
作为《伊索寓言》的选译本,《况义》对篇目的择取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策略,即《况义》选用《伊索寓言》篇目有着自己的标准与倾向：符合基督教义,并在译介中进行适应中国文化的改变.“《况义》全书正编收二十二篇,补编收十六篇,共收寓言三十八篇.其绝大部分为《伊索寓言》,但补编前两篇为柳宗元的寓言,也有别的篇出处仍待查考.”周作人翻译的《全译伊索寓言集》有寓言358则,从数量上看《况义》选录的篇目仅为全本的十分之一.入选的篇目大多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如十四则讲述运盐的驴子的故事,“义曰：主命所加于尔,尔安承之.尔必以诈脱,主还将尔诈绳尔.”其劝诫安于天命、不抗争的导向与基督教义是吻合的,这也与谢懋明为该书写的《跋<况义>后》中说的“使读之者迁善远罪”的精神暗合.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经典,《伊索寓言》中涉及到神的寓言共有54篇,占全书故事的六分之一.如《牧牛人与赫拉克莱斯》《蜜蜂与宙斯》《宙斯与狐狸》《赫拉克莱斯与雅典娜》《两只袋》等,这些与宙斯、雅典娜等神密切相关的寓言,或反映了希腊诸神的特点与力量,或反映凡人对神的态度与观念.《况义》对这类涉及神的寓言择取的很少,仅有第三、第五则.笔者认为《况义》对涉神寓言的谨慎选择有着双重考虑.一方面,选择的作品要吻合其所传授的天主教思想,为此《况义》两则故事中的神是绝对的主宰,神庇佑有道德的人.《伊索寓言》中那些对神不敬、冒犯、欺诈的作品就被有意识地过滤了,如《打破神像的人》《赫耳美斯与雕像家》《旅人与赫耳美斯》等篇目.另一方面,这种考虑也是更好地契合中国读者的接受特点,因为在注重维系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统治,器重君臣关系的传统中国,必然不欢迎那些鼓动以下犯上的寓言.为此,这两则涉神寓言在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变动,寓言中神灵的称谓不再是希腊诸神的名字,而是很具有中国传统的“天”“上帝”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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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义》顺应中国文化接受的努力明显地体现在“义曰”,即每则寓言后都以“义曰”开头的按语,这些按语正是彰显选译者对寓意阐释立场和倾向的最好例证.如《北风与太阳》作为《伊索寓言》的经典篇目,历来备受儿童欢迎,并被改编成为动画片、图画书等多种艺术形式广泛传播.周作人译本中体现该寓言寓意的翻译为“这故事说明,劝说常比强迫更为有效”.《况义》中则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这种阐释无疑是顺应了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治国治人思想.《况义》中第一则寓言（周作人译本为《胃和脚》）的寓意引向了中国历来重视的君臣关系卜：“义曰：天下一体.君,元首,臣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君疑臣曰：尔糜大官俸遇.民亦曰：厉我何为?不思相养相安,物各相酬,不则两伤.无臣之国,无腹之体而已.”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辩证论述,旨在倡导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况义》中类似中国特色的寓意闸释还有很多,如第三则将伊索寓言改造成为反映中国封建王朝中人物关系的故事,第十则的释义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社会君臣意识等.
另一个与中国化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况义》中有许多出处待查考的篇目.这些篇目由何而来?杨扬对《况义》明抄本的全文进行整理标校,在每篇寓言之后都加了“按”,对出处不详的篇目注明为“此篇故事原貌待查考”.经笔者甄别,以周作人译本为例,原貌代考的篇目中正编中的第二十二则为《兔与虾虫莫》,补编的第四则为《母鸡与燕子》,第五则为《捕鸟人与鹳》等.那么,另外那些待查考的篇目会不会是选译者的有意创作,或者是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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