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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相关论文范文集,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胡适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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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一词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人一直以他们有过一次文艺复兴而自豪.根据胡适在晚年自传里的回忆,他在国内讲演或写作中不用这个词（除了在“五四”时期提倡使用过,当时还没有人把这个词翻译为“文艺复兴”）,在其他时候只是在英文著述中使用这个词⑨.然而,胡适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时,不仅将整个系列演讲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且还对这个词做了意义上的极大扩充.在第三讲中,他谈到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文艺复兴：“就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文艺复兴曾有好几次.唐代一批伟大诗人的出现,与此同时的古文复兴运动,以及作为印度佛教的中国改良版禅宗――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复兴.11世纪的伟大改革运动,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新儒学世俗哲学；逐渐压倒并最终取代中世纪宗教,宋代所有这些重要的发展变化,可看成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戏剧在13世纪的兴起,此后长篇小说的涌现,及其对爱情、人生乐趣的坦然颂扬,可称为第三次文艺复兴.最后,17世纪对宋明理学的反叛,传统经学研究一种以语文学、历史学为进路,严格强调考据重要性的新方法在最近300年产生和发展――同样,这些可称做第四次文艺复兴.”⑩之后,胡适谈到“过去二十年里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后来人们称呼的“五四”运动.他说这次运动可以称为“文学复兴”或“文学革命”.到此为止,胡适一共谈论了五次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中国人的思想》一文中,胡适也提到宋朝理学“开辟了中国思想的第三个时期”,“是中国哲学的文艺复兴时代”.1959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研讨会上,胡适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演讲,再次论述了1600至1900年之间的文献考据运动（第四次文艺复兴）,并称之为学术复兴[11].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在西方以至整个世界令人惊叹的词语!西方有一次已自满,而中国竟有五次!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除了胡适以外,再也没有人夸耀过自己的国家有过如此之多的文艺复兴.五次文艺复兴的提法,是胡适本人的独创.无论学术界对此持何态度,在其后的日子似乎还没有中国人这么骄傲地向外国人畅谈自己祖国的如此伟大成就.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对传播祖国文化的赤诚之心.
（三）关于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精神.胡适发挥自己擅长考据的本领,用一系列历史事实向美国公众表明,中国具有二千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而“民主和自由”则是欧美近代以来最为崇拜的理念.1941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在伊利诺斯大学做过演讲,题目为《中国人的思想》.他开宗明义说,古典中国的知识遗产包括三方面：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12].在谈到人文主义时,他举出了孔夫子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谈到理性主义,他列举了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总结说,中国正统的学派都对知识和调查研究赋予很高的价值,中国人的思想始终是理性主义的,从未尊崇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谈到自由精神,他不仅引用了孔子的话,而且着重引用了孟子关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论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接着他非常骄傲说,“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的政治批评精神使得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并且可能还是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哲学家”.在“民主的武器库”的美国发表如此公开和大胆地赞颂中国文明的言论,本身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自信心,这可以窥见胡适在维护和宣传中国文化方面的智慧和胆略.
（四）关于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自世界近代史以来,西方在自然科学以及随之产生的科技、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后了.1917年9月,胡适回国两个月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其授课方式就是否定传统的[13].他抛弃以往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习惯,运用西方的科学实证方式,径直从老子孔子讲起,以致引起不少学生的质疑.可是,胡适毕竟是一位深谙东西方文化的大师,在承认自己的国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对此进行思考反省,总结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和教训.而他在英语演讲和英文作品里,面对英语听众和读者时,却大力赞扬中国悠久的科学精神,树立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早在1917年6月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里就提到：“我对于重新发现古代中国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兴趣,如我在前面多次讲过的那样,主要是教育教学方向的.我渴望我国人民能认识到,西方的方法对于我们的思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相反,利用和借鉴西法,中国哲学中许多失去的财富就可能重新获得.”他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国传统逻辑方法中包含了西方的逻辑成分.1942年他论述中国思想发展史时说：“在12世纪,朱熹学派特别强调获取知识的方法,这一流派的口号是‘致知在格物’,主张‘今日致一物,明日格一物’,‘虽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是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合体大用无不明矣’”.他接着又说：“这种严格的唯理主义的精神及方法论,在中国思想里就产生新的理性主义.可是因为没有对于自然本身试验及处理的传统和技术,这种科学思想没有能够产生自然科学；但是,它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人们意识到了.”[14]他举例说,过去三百年来,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指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开创的语言学考据方法）.
1959年,胡适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研讨会上,以专题报告形式阐述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这个报告的英文稿有42页,他竟然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详细阐述中国的传统科学精神[15].在具体阐述之前,他在第二节开头挑明了意图：“我有意避开谈论中国哲学的科学内容,不仅仅因为它与西方科学成就相比,显而易见的相形见绌,而且我抱有这种观点：在科学发达的历程中,科学的精神或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远远胜过任何天文学家、日历改革家、炼金术士、物理学家和园艺学家的实践或经验性成果”.胡适在此巧妙地避开中国传统科学内容的软肋,转而讨论中国文化中可与西方媲美的强项,可谓用心良苦.胡适在第三节说道：“毋庸置疑,古典中国的知识遗产中就存在‘苏格拉底传统’.这个传统（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质疑,热情而冷静地探求知识）保留在孔子的学说中”.他特意使用了西方人所崇拜的“苏格拉底传统”这一表达法,言下之意暗示英语听众和读者,中国的科学精神同西方的苏格拉底传统一样悠久伟大.接着,他讨论了儒家传统,其特征之一就是有意识鼓励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其另一特征是对于知识的忠实态度.他还赞扬老子的自然主义：“关于宇宙的自然主义观念是中国古典时期十分重要的哲学遗产.自然主义本身就最好地证明了勇于质疑和建设性假设的精神.它的历史作用与孔子的人文主义遗产同等重要”.他还评价王充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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