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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是人生教育系统中相当重要的部分,然而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对50―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在对解放后出生的这代青年实施的庞大和革命化的教育工程中,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象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检讨一代人文学阅读的历史,也许其意义并不亚于对一个时代的检讨,因为,它毕竟包蕴了一代人人生成长和思想寻求的全部隐密.”并且敏感地观察到“革命文学阅读”对“伤痕文学”的影响,但他把这类影响仅仅理解为是负面的:“在这里,50―70年代的文学教育继续在组织着作家们的文学思维和对生活的叙事,他们仍然在用偏重夸张的战争文化视角介入人物的情感世界,用仇恨的文化心态及哲学标准来评价生活的是非.准确地说,他们是在以‘革命的方式’来反省‘革命的错误’,不同只是,‘文革后’和‘文革前’在时间观念上是历时的,而它们在精神状态上却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共时的特征.”(23)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暧昧”的“共时性”,使得“80年代文学”的“前三年”显露出更多的过渡期特征,使得人们意识到历史的叙述并非如后来那样光滑.而进入到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兴起之后,“伦理的故事”彻底取代了“革命的故事”,什么是“西方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品”已经成为了讨论“文学”不证自明的前提,甚至转化为判断文学好坏的标准,《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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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余华这样曾经的“新潮小说家”尽管可以怀旧似地回忆起自己当年阅读“革命文学”的情形:“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等当时我最喜欢的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甚至不无夸张地述说:“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24)却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处理“革命文学”与自己创作之间的关系.相反,他在创作上给自己划定的阅读谱系是在“西方文学史”上大有来头的“卡夫卡的传统”:“仅仅是在几年前,我还经常读到这样的言论,在大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智慧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却是异端邪说,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排斥的.等卡夫卡、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等然而在中国他们别想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坐到一起.他们在中国的地位,是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来巩固的,这些作家以作品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传统.”(25)而据贺桂梅的考察,余华那篇后来屡被研究者引用的文章《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1989年),最初发表时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也就可以大言不惭了.所以外国文学给予我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借鉴.对我来说继承某种属于卡夫卡的传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一样值得标榜,同时也一样必须羞愧.”但收入到1998年出版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话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时却被删掉.贺桂梅认为:“这一看似微小的改动,实则并非毫无意义.如果不惮做一个也许看来有些夸张的结论的话,那么这处改动或许显露出余华对自己曾经秉持的某种‘世界主义’(‘西方主义’)的文学观念的自觉或警惕.”(26)但把余华在《阅读》中狂欢似地对“革命文学”的回忆和这处改动联系起来看,问题恐怕比什么对“西方主义”的警惕更为复杂.余华的“革命文学”记忆的出场,并非以对“西方主义”的反省为前提,恰恰相反,只有当“卡夫卡的传统”变成一种“普遍化”的文学史“常识”――正是这种“常识”决定《牛虻》这类作品是没有文学史地位的――以后,“革命文学”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怀旧”的对象,甚至是“消费”的对象.
三
这样看来,对80年代“新潮小说”背后的文学阅读谱系的梳理,不能仅仅依靠那类标语口号式的“某某传统”的标榜.而要回的历史的现场,恐怕必须借重于一些更直接的材料.《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程永新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意思是透过他个人的视角――更准确的说,是他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视角――来呈现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我们重新思考杂志与作品、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乃至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以及“阅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某些可以深入下去的契机.从宏观来看,因为《收获》杂志在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书中发表的那些80年代中期新潮小说家如马原、余华、苏童和孙甘露等人写给程永新的书信,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让我们了解了8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背后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并且通过这些资料,有可能进一步不单从“断裂”,而是从更复杂的“延续”角度来理解整个80年代的文学,落实到微观层面,则把问题加以具体化了,譬如在马原写给程永新的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计划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最后就是去写长篇的事.我打算元月去,也就是把这里的事处理完就去,早一点,心里也踏实些,这么久没有写长东西心里总是不平衡,总想尽量写得好.”那么在马原的心目中,“好的长篇小说”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好的标准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下面这段话特别重要:“回来马上就翻出那些喜欢的长篇,而且一定要篇幅短些的:《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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