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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提埃就不同意罗伯特达顿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这些“clandestinebooks”的流传引发了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大革命的起源及其合法性而将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讨论的史学家都承认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启蒙经典的重视,将所谓的“地下文学”引入了正统史学讨论中,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把“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则打破了达顿所谓“任何一位主流历史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的限制.与文学史研究更为密切的是,关于“什么书籍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readership”.夏尔提埃反驳达顿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我们无法轻易在“他们读什么”(whattheyread)和“他们怎么读”(howtheyread)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这两位历史学家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readership”的提出,的确极大的深化和发展了书籍史研究的路向,使之不再停留在单纯罗列史料,硬性排比关系的水平上,而是可以进入到人的阅读、思想和意识等更为幽深的历史层面.(4)
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不就考虑了这些问题吗何必要重提什么“阅读史”和“书籍史”呢问题在于所有的“作者”首先是“读者”,因此,所谓“影响”往往也落实在“书籍”上.而且“影响研究”更多着眼于“影响者”之于“受影响者”的“影响”上,对“受影响者”的主动性有所忽略.但“阅读史”却强调“阅读”的能动性,在“语境化”的前提下,“阅读者”可以对“书籍”进行“创造性”的“阅读”乃至“误读”.因此,夏尔提埃特别强调:“不论被左右或落入计策,读者常常觉得自己全神贯注于文本,不过,交互地,文本也以各种方式深植于不同读者的脑海中.于是,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察:一方面,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之组织被规定之解读方式,而另一方面,专注于个人的招供来追踪实际的解读,或者在读者社群――其成员共享同样的解读形式或诠释策略的‘诠释社群’――的层次上,重新建构出实际的解读.”(5)这种解读自然不限于“文学”,有一个意大利历史学家金斯伯格(CarloGinzburg)写过一本书,题目挺怪,叫《奶酪与蠕虫》(CheeseandWorms:TheCosmosofaSixteenth-CenturyMiller),(6)是“新文化史”也是“阅读史”研究的代表作.为什么这本书有这样一个怪名字呢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16世纪意大利一个名叫曼诺齐欧的磨坊主,他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观点,认为上帝和天使诞生于蠕虫,而蠕虫又是从一块巨大的元素尚未分离的奶酪中产生的.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16世纪的磨坊主的精神世界”,金斯伯格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曼诺齐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的思想――他两次被宗教裁判所拘捕――这个磨坊主的回答很有意思:“我的观点来自我的头脑.”历史学家则不能停留在这样简单的回答上,他试图揭示是什么将这些观点灌输到曼诺齐欧的头脑中,于是金斯伯格把焦点放在了磨坊主的“阅读生活”上:既关注他读过的书,更注重他读这些书的方式.当年宗教法庭对曼诺齐欧审判记录的一份手抄稿给金斯伯格提供了有力的线索,通过搜寻曼诺齐欧读过的书――其中最关键的是已经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圣经》――以及将这些书籍和曼诺齐欧的自我辩护词中对书籍一致、颠倒和异常的引用进行对比,来分析他阅读方式的关键所在.
《奶酪与蠕虫》极具启发性的是,金斯伯格对磨坊主“阅读方式”的研究没有停留在“个人偏好”的层面,而是和时代的“知识范型”以及“文化霸权”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曼诺齐欧阅读《圣经》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处于教会官方文化与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人文主义影响的边缘之间,另一方面则是他头脑中的这两种文化与意大利农民的口头传播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他的阅读就处在这三者关系的交汇处:由于经过农民口传文化中满足口腹之欲的过滤,再加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物质主义”地颠覆了《圣经》的“创世纪”神话.这就是所谓创造性的“阅读方式”:一套交叉的话语,它以特定的方式生产性地激活了一组给定的文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7)
虽然“文学史研究”中也有对作家“藏书”和“阅读”的研究,譬如对于鲁迅的藏书研究,专著就不止出了一本,最近就出版了韦力写的《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上下册两大本,但基本上属于“史料”甚至偏向于“收藏”,缺乏“阅读史”的视野.借用“readership”的说法,这样的研究最多也只能告诉我们鲁迅“读什么”,至于他“怎么读”,则只能暂附阙如了.更何况研究鲁迅的阅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说当年王瑶先生看到鲁迅的藏书,感叹那么多书我们都没有读过,如何来研究他呢有一位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写过一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的资料来源,认为很多观点和论述都是从当时流行或不流行的日文和德文著作中摘录、整理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她通过对这篇文章的研究“复原”了鲁迅“阅读”状况,但北冈正子对“阅读”的理解又是十分保守的,她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找到资料来源的水平上,认为《摩罗诗力说》是“编译”之作.日本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虽然肯定北冈正子工作的意义,但对她轻率的结论还是表示了不满:“近年来北冈正子所做的工作(注: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野草》9号(1972年10月)起连载.)是划时期的工作.她详细探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所写论文的材料来源,包括青年鲁迅有时像用剪刀加糨糊组成的立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显示出鲁迅很强的独立性.”(8)
按照我的理解,丸山升所谓“独立性”指的应该是“阅读”的“能动性”,即“阅读”始终处于“交叉”的网络之间,既和“阅读者”个人的“创造性”有关,也与他所处时代的语境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对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独特理解以及这种理解中所蕴含的危机感,我们就不可想象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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