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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不同,认为儿童版上半部好于下半部,青年近卫军版则下半部好于上半部,但颇为令人惋惜的是:两种版本均有许多错漏译处、且均为删节本.于是他只能遵循英文原版来译,并参照俄译本的长处翻译成文.(17)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正式出版李民的译本前,要求他按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的俄语版本加以删节,并在这一版《牛虻》的“出版者的话”中,做出同样的说明,而且1953年出版的《牛虻》还采用了苏联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中叶戈落娃所写的“序”,译本的插图也取自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文中的注释也是根据该俄译本的注释加以补充而成.(18)由此可见,在《班主任》中刘心武其实还调动了《牛虻》一个隐而未彰的因素,即它是由《国际歌》开创的“世界革命文学”一部分,对《牛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态度: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等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等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等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等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辨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等”
可是“革命的书”怎么会被“误读”为“黄书”呢如果要证明它不是一本“黄书”,仅仅说它是一本“革命的书”就够了吗如果说《牛虻》“黄”仅仅意味着它描写了“爱情”,那么当年李民之所以要翻译这部小说,不就是因为他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包含了一个所谓“牛虻问题”吗(19)而“牛虻问题”指的不就是保尔为了革命,甚至可以牺牲爱情吗他爱丽达,但受“牛虻”的影响,要“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保尔就按照“牛虻”的方式来了个不告而别,如此看来,“爱情”不就应该是这部革命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吗那么,谢惠敏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误读”了这本书是因为“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吧宋宝琦是不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误读”它呢“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倘若《牛虻》本来是试图用“阶级论”(“斗争”)来克服人性论(“爱情”),那么聚焦于“爱情”的读法,是否隐含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相互关系的“颠倒”只不过宋宝琦在“野蛮”的层次上欣赏这种“颠倒”,而谢慧敏却在“觉悟”的意义上要批判这种“颠倒”,那么张老师怎么办呢他只能停留在发发感慨吗――“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但在“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等”的时代氛围中,张老师面对被自己学生视为“黄书”的《牛虻》,也必须拿出自己的“读法”来,绝非靠“将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既然不能完全用“阶级论”来证明《牛虻》不是一部“黄书”,那么张老师是否也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误读”它呢借用刘心武当时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小说的题目,张老师如何来处理《牛虻》中“爱情的位置”呢那个曾经被“阶级论”克服了的“人性论”有没有可能藉此浮出历史的地表,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呢大约在《班主任》出版20年以后,一位和刘心武同姓的作家刘小枫在《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一文中,完美地叙述了“牛虻”的另一个故事,一个不是坚强女性伏尼契而是小资作家丽莲讲述的故事,一个取“革命故事”而代之的“伦理故事”:“丽莲讲叙的其实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相反,若没有了那些伦理和情爱,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还不如我自己亲历的革命经历”,(20)而在《班主任》发表30年以后,“革命的故事”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叙自己的故事,使得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离开丽莲的讲法”,(21)当刘心武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为《班主任》中的《牛虻》定位时,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是否已经“圆满”到连当事人的记忆被改写而不自觉的程度:“《牛虻》的作者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在西方文学史上不占地位,《牛虻》更远非经典,但这本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曾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发行量极大、影响极深的一部外国小说.”(22)
这又回到了所谓“readership”的问题,也即“读什么”和“怎么读”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的展开都铭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当年《班主任》对于《牛虻》的巧妙运用,贯通了它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进而打开“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但这一切的效用都建立在《牛虻》作为“世界现代革命文学”的基础上.假设在《班主任》中,不用《牛虻》,而是用来自俄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是同样由英国女作家写的《简爱》来代替,一定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正因为有一种“世界革命”的想象,《班主任》才能以面向“十七年”历史的方式展望“80年代”的未来.程光炜在一篇题为《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中曾经指出:“对1949-1959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政治教育当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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