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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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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判断是,在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先生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声音提倡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主张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讲究什么呢?是不是更多地要讲协商、对话或意指实践,或者像鲍曼所说的,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要由原来的‘立法者’变成一个‘阐释者’?”“陶东风先生后撤的路线已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已经后撤的立场与姿态不光是陶东风先生一个人的,它为一批学人所共享、维护和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时代、文化、文学等等进行交往时的重要的思想症候.”赵勇进一步追问：“我更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或研究课题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以此作为‘文化研究’的前提,‘文化研究’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但令人遗憾的是,陶东风先生在其回应文章中却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我现在的疑问是,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为主体的世界,如果我们也承认现代性或现代化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借用西方学者这个后现代意味颇浓的命题来指称中国的现实究竟有几分真实?我们注意到西方学者提出问题的语境和中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吗?当一些学者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较劲时,我们的劲是不是有点使的不是地方?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却成了文学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和西方文化研究接轨的方面看,不能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由于文化研究者的倡导,‘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一种研究时尚,那么,这种研究本身既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又很容易遮蔽、忽略或遗忘掉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使文化研究演化为一种话语游戏而脱离开它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还很容易使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全球性’却丧失了它所应该具有的‘中国性’.”相比较而言,赵勇的立论更凸显学术性的同时也明显地表达出他弱势群体代言人的立场.
除了童庆炳、赵勇连续著文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杜书瀛两位权威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者之列.杜书瀛在2004年发表了四篇批评论文,尤其是《文艺学向何处去》对当前活跃在理论前线的中年学者一一做了评点.例如,认为陶东风“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的方案“眼界小矣”,对金元浦的“文化研究”要有耐心、热情,赞同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立场但要等待下文,陈晓明“理论无国界”激进、聪慧,曹卫东“跨文化维度”角度“窄”等最后,他以开明、宽和的态度表示,当前非常有必要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文艺、广场文艺、狂欢文艺、晚会文艺、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TV等现象做出理论解说.我们还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其他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的人士也有可观的立论.比如,钟仕伦通过阐释马克思的一个美学命题“美学上的反感”,祛除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非美学”因素,敞开由其所遮蔽的美学的本来面目及其真正价值,使人从现代技术挤压下的“碎片”变成感性完美的人.同时也让美学从艺术哲学回到自身,切实展开对越来越复杂的人类感性世界的科学认知.邱晓林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作全局性的透视和批判,得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可缺少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结论,告诫学界警惕其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而不自知.傅其林则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就包蕴了消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它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性悖论的一种经典形式,犹如波德里亚所言“完美的罪行”.马睿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术语不仅不贴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文知识的产物,是人文知识与消费时代相互介入的结果.它作为知识话语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虚假性和移植性.而作为这一知识话语生产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又存在立场的不稳定性、群体的多重性和批判的有限性等问题.任真却是采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大众神话理论来对消费社会的审美化途径加以描述后又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真实性被有意掩盖,其审美状态也被有意地保留在快感阶段.阎嘉以“农家乐”商号的餐厅为例,对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本做出别开生面的文化解读.
面对文学研究向泛文化领域探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笔者也曾经提出了与英国当年从利维斯到霍尔相反方向的诉求.笔者以为,“大而化之的泛文化研究毕竟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着间隔与差距”,需要“形成一种新的、非先验理念至上的、非体系化、非学科化的文学研究范式”.还有学者更提出“回归到文学研究之中将是它的最佳选择”这种由乐园到失乐园再希求复归到“复乐园”的返本主张.
三、两大论争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两组问题本身就互相粘连,在论争中也时分时合.就学理的层面来看,首先是由于英美“新批评”派采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文学性”的概念,采取冻结“文学”的定义、本质等问题,继之以对“文学性”的追问.试图以漂浮于历史和现实各处的“文学性”来考察文学,在“新批评”研究者那里本来是想转换方式,迂回突破那个“文学是什么”的千古难题.但在客观上,这种策略势必将文学由传统观念所圈定的象牙塔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散开去.“文学性”使原来被视为铁板一块而凝固化的“文学”得以解冻,松绑后的文学就随“文学性”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扩散而蔓延开来.许多原来与文学不沾边的东西因为不同程度上具有了部分“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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