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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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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里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但也并非全然毫无研究价值.对于上述持论鲜明的两种主张,笔者以为,如下的见解虽然立场不十分明确,但持论相对而言尚属折中公允之论：“文学泛化的范围业已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生活层面.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园地已经不仅仅限于精神上的文学家园,而是逐渐拓展到了现实当中.人们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自觉追求生活的诗意化,用充满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用诗意的方式构建更为诗意的生活.较之古代的‘泛文学化’,当下的‘泛文学化’更为充分地突显了文学的人文品质,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文学性是从经典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意义上产生的,“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最本真的文学性.现代社会正处于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或图像文化形式的转变中,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虽然被摧毁,文艺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虽然有所消解,但文学的审美意义在其淡出社会审美文化中心舞台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在文学的边界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文化研究是否超出了文艺研究的范围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到底怎么样二、文化研究从其本质上来看,是否就是一种原来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外部研究他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把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样态: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以文学为对象,但却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当代形态；二、无法纳入到严格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围之中的文化研究,如对广场、超级市场及民族村之类的研究.他认为,这两类文化研究有其相通之处,即跨学科性、批判性、实践性等,它们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有如下四个方面：一、它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关于文化、经济、意识、存在的二元模式,而具备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二、文化研究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使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抛弃了传统文艺学所持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的阶级还原论,对文艺确定人的身份认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三、文化研究对我们思考文学的本质开启了一种批判性的视野,它解构了文学本质的神话；四、文化研究所作的使文学、审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研究.
童庆炳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那些提倡者对那些‘主义的理性’和‘本质主义’感到厌烦,于是开始迎合这个现在兴起的‘消费主义’的浪潮,转而提倡所谓的‘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美学现实’,即研究与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相关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美容美发、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美人图片等,他们想以此取代对文学的研究.研究对象改变了,那么研究的原则是否要改变呢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抛弃旧的康德式的‘审美无功利’的理性的‘美学原则’,建立物质性的以视像为中心的‘眼睛的美学’原则势在必行.他们认为,‘物’是中心,‘物’中之‘物’又指向了对于身体的满足和关注.这样他们就认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跨过了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的视像,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的快意的享受.为此他们兴奋地呼唤‘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他进一步指出,“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他在2005年初的文章里又作了延伸,认为图像时代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与其等待文学终结,不如乘“文学性”、“诗意”在广告、美容、街心花园、房屋装修处蔓延之际,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化,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针对这样的批评,陶东风以比较谨慎、冷静而略含克制的语气继续做出回应.他在2005年2月在同一家北京的知识分子言论阵地上回答童庆炳的质疑：“童先生文章中指责的许多观点（比如‘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这至少表明：无论是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人,还是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成员,其观点与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也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忠辉以为,“文学消亡论者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遮蔽了文学精神的领悟,文学不仅是说诗和讲故事,文学的精神实质是人的需要,只要人类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是经典文学形式的边缘化,同时,因为过去文学越界担负了非文学的任务,人们就试图以放逐文学来做出摆脱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这是源于对昔日阴影的恐惧而来的过分反应,乃是缺乏对文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文艺学边界的迷失,集中起来说,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文艺学是工具意义上的文艺学,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学其实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以他者作为自身的存在依据,因此也便失去了自身.这里的文艺学的工具性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把文艺学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同谋,另一种观点将文艺学视作文学解读的工具.前者在虚化之中扩大了文艺学的边界,而后者则将文艺学放在了认识论基础上,使文艺学变成了文学技术学.我们认为,文艺学的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文化诗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实践.”
同出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中年实力派李春青教授发表的《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一文,不仅仅对这场论争中双方的基本观点、立场做出分析,而且对双方所代表的研究者的社会身份、语境推移和隐含的权力关系更做出力透纸背的深度解剖.他指出：
文学理论研究模式的基本言说立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精英意识.这种言说立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理想主义.从思想解放到新人文主义,从倡导新理性精神到拒斥文艺商品化趋势,都是这种言说立场的体现.在文学理论的学理层面,这种言说立场则表现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或审美乌托邦精神,从“文学的审美本质”到“审美意识形态”,从对纯文学的维护到对“精神家园”的呼唤,无不旨在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在这种言说立场看来,以审美为旨归的纯文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是自由的驻足之所,是异化社会中人性价值的最后领地.因此维护文学的审美品格就绝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问题,是他们的存在意义之所在.这种言说立场的代表人物都是20年来文学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使命意识.他们之所以要坚守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反对用文化研究来取代之,根本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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