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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方面论文例文,与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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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就技巧而言,此时的七律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七言律诗才得真正发展臻于极致”.杜甫的七律创作,代表了唐代七律创作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七律这一体裁的完全成熟.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七律的定型到成熟,经过了大约四、五十年的时间,《龙池乐》歌词的写作的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期.这次诗歌创作活动产生了一百三十首七律,这种大规模的艺术实践,必然对当时的七律创作产生推动作用.这种君臣之间的大规模的七律创作,必然对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气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玄宗朝出现优秀的七律作品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这种大规模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和当时兴起的七律创作的风气密切相关的.同时,这种大规模的七律创作及在此风气下产生的优秀诗作,也为杜甫等诗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从而推动了七律从定型、过渡,走向全面成熟.
因此,作为后来郊庙歌词的《龙池乐》的大规模创作,促进了唐代七言律诗的全面成熟.
第二,献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创作和广泛传播.
唐代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有一部分属于献乐.献乐的歌词常具盛唐风韵,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在唐代,边将向朝廷献乐一度十分盛行.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例如,郭知运献《凉州》共有歌词五首,诗云：汉家宫里柳如丝,上苑桃花连碧池.圣寿已传千岁酒,天文更赏百僚诗.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开箧泪沾襦,见君前日书.夜台空寂寞,犹见紫云车.三秋陌上早霜飞,羽猎平田浅草齐.锦背苍鹰初出按,五花骢马喂来肥.鸳鸯殿里笙歌起,翡翠楼前出舞人.唤上紫微三五夕,圣明方寿一千春.按五首诗中,中间的三首写得或慷慨壮阔,情景交融,或明白晓畅而又语短情长,颇有盛唐诗的风韵.第一首和最后一首亦可称佳作.“开箧泪沾襦”一首是截取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的前四句.高适诗的首句为“开箧泪沾臆”,《凉州》改为“开箧泪沾襦”,使首句入韵,显然是为了方便入乐歌唱.此《凉州》五首的作年不尽出于郭知运献《凉州》之前,因此它们也可能是根据乐曲重新采诗人乐后的歌词.
杨敬述进《婆罗门》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按此为李益的名篇《夜上受降城闻笛》,《婆罗门》一曲直接选取人乐演唱.
又盖嘉运所进《伊州》云：秋风明月独离居,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属,归雁来时数寄书.彤闱晓辟万鞍回,玉辂春游薄晚开.渭北清光摇草树,州南嘉景入楼台.闻道黄花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千里东归客,无心忆旧游.挂帆游白水,高枕到青州.桂殿江乌对,雕屏海燕重.只应多酿酒,醉罢乐高钟.千门今夜晓初晴,万里天河彻帝京.璨璨繁星驾秋色,棱棱霜气韵钟声.长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渐微.阏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边驿使稀.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严霜变草颜.卷旆风行宵渡碛,衔枚电扫晓应还.行乐三阳早,芳菲二月春.闰中红粉态,陌上看花人.君住孤山下,烟深夜径长.辕门渡绿水,游苑绕垂杨.按第一首诗是选取王维《伊州歌》人乐,王维原诗为：“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闻道黄花戌”一首为截取沈俭期《杂诗三首》(之三)的前四句,沈俭期诗首句又作“闻道黄龙戍”.“千里东归客”一首是截取韩《送张儋水路归北海》的前四句,原诗为：“千里东归客,孤心忆旧游.片帆依白水,高枕卧青州.”又薛逢《凉州词》：“千里东归客,无心忆旧游.挂帆游口水,高枕到青州.”词句略有变化.“君住孤山下”一首为薛逢《凉州词》.
由此可知,这些献乐的歌词有以下特点：首先,献乐的歌词往往是选取或截取著名诗人的诗歌人乐,歌词有很强的文学性.其次,从现存的歌词看,这些歌词不尽出于盛唐,如李益即为中唐诗人.这说明在献乐之后又根据乐曲重新采诗人乐,为旧曲配上了一部分新词.本文认为,献乐歌词得广泛传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创作和广泛传播.
第三,唐代采诗制度和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关系密切.
在唐代,当天子巡狩时,太常卿负有采诗之责.据《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天子将巡狩等会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可见,太常卿采诗是天子巡狩的一个重要环节.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观风俗”.太常卿所采诗歌为大臣所创作,而非真正于民间采得,故多为颂美之作.也就是说,太常卿采诗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观风知政的意义.
唐代设有风俗使(又称“观风俗使”)的官职,风俗使负有采诗观风之责.在贞观八年(634)正月,朝廷曾派遣萧璃、李靖、杨恭仁、窦静等人充任观风俗使,分遣四方,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那么,风俗使是否负有采诗之责呢
敦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风俗使采诗的明确证据.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伯2005号)记载了一大段四言歌谣,并云：“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此为风俗使采诗的明证.
按《沙州都督府图经》是沙州都督府编制的方志的一种,其所收录的文献当是根据沙州都督府存档文献而来,因而准确可信.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除太常卿采诗之外,唐代还存在风俗使或称观风俗使采诗.观风俗使的存在时间最晚到武后载初元年(689).风俗使是从民间而不是从官吏中采集诗歌,这和太常卿采诗相比,是更接近原始意义的采诗活动.
元和四年(809),元稹受李绅创作新乐府的影响,写了12首和诗,从而开始了新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元和三年(808)至五年(810)授左拾遗,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新乐府》等大量的讽喻诗.这就是著名的元白新乐府诗.
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目的在于讽谏,在于补察时政.但是,要实现新乐府的讽谏作用,新乐府就必须为朝廷所知,而采诗制度是新乐府上达朝廷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式.只有存在一个顺畅合理的采诗制度,才能保证新乐府为朝廷所知,从而实现其讽谏作用.从现存的文献看,盛唐和盛唐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采诗活动似已不存,此可从白居易《采诗官》一诗得到证明.但是,采诗制度在初唐是存在的,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的背景就是初唐尚存在采诗制度.所以,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是,白居易要求的,是恢复初唐的采诗制度,而不是先秦的采诗制度,以使朝廷实现观风知政的目的.
因此,初唐的唐代采诗制度,是元白创作新乐府的背景之一.采诗制度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关系密切.
第四,梨园采诗人乐的制度对唐诗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根据文献可知,梨园所演唱曲目的歌词有时采自唐代诗人的诗歌.据唐薛用弱《集异记》“王之涣”条及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王之涣”条所记之“旗亭画壁”的故事,可知当时梨园弟子经常采用著名诗人的诗作入乐演唱.又孟简《酬施先辈》诗云：“襄阳才子得声多,四海皆传古镜歌.乐府正声三百首,梨园新人教青娥.”按孟简贞元七年(812)前后登进士第,贞元十三年(797)入朝任职,元和四年(809)出为常州刺史,元和十二年(817)人为户部侍郎,次年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卒于长庆二年(822).则施先辈当系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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