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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方面论文例文,与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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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梨园)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这都是盛唐宫廷中梨园弟子陪伴皇帝歌舞娱乐的典型场景.梨园弟子有罪,玄宗也会亲自过问.据《唐语林》卷二《政事》下,梨园弟子胡雏以善吹笛承恩,得罪后玄宗亲自为之说情,这反映了玄宗与梨园弟子的特殊关系.教坊乐工也是如此,据唐郑处诲《明皇杂录》：“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等贵妃复令(刘晏)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可见教坊散乐也受到玄宗的喜爱.梨园和教坊不仅乐工的数量多,技艺高超,乐官的设置也非常完备.梨园和教坊正代表了唐代音乐制度的创新之处.第二,唐人采用打破华夷之限、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外来音乐多有接受和吸收.
唐代音乐是以华乐为主体的本土音乐,但是,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音乐,唐代对外来音乐的接纳和吸收是空前的.如唐代教坊是主要服务于宫廷的音乐机构,但其中居然有胡人乐工存在.唐崔令钦《教坊记》中记有“筋斗裴承恩”一人,供奉于玄宗朝,善筋斗,任半塘认为他是西域人.《教坊记》云：“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裴大娘为裴承恩之妹,善歌,亦当是胡人.《教坊记》又云：“有颜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能料理之,遂若横波,虽家人不觉也.”则教坊乐工颜大娘,善于歌舞和化妆,从其容貌看,亦或为胡人.唐崔令钦《教坊记》：“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则范汉女亦教坊工人,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733)出内,则她供奉教坊当在开元年间,根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她可能是胡人.
胡人进入教坊的途径可能比较复杂,推测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俘获的乐工,经选择进入教坊.二是属国献乐或藩将献乐,其中多为胡人乐工,经选择进入教坊.三是胡人以其音乐才能到长安谋生,经选择进入教坊或寄名教坊.根据胡人乐工进入教坊的途径的不同,他们的身份可能也有所不同,或为平民身份,或为官户、官奴婢身份.教坊中胡人乐工的存在,反映了唐代对外来音乐的重视、借鉴和包容.
在唐代宫廷演奏的曲目中有不少属于胡乐.如著名的《圣明乐》其实就是胡乐.据《隋书》卷十五《音乐志》：“(开皇)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高昌乐者,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隋文帝开皇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官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献,先于前奏之,胡夷大惊.大唐平高昌,尽收其乐,又进《宴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唯十部”.则《圣明乐》为高昌乐,是一种胡乐,唐梨园法曲之《圣明乐》即当从此变化而来.《万岁长生乐》,又称《万岁乐》、《长生乐》,也是唐代著名乐曲.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武后圣历元年(698)九月记云：“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日：‘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此曲胡人可踏歌,当为胡乐.元稹《法曲》：“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可见当时胡乐之盛.唐代非常著名的乐曲《霓裳羽衣曲》出自西域《婆罗门曲》,亦当是根据胡乐变化而来.
自唐天宝十三载(754)始,法曲与胡部合奏.所谓合奏.任半塘认为是“先后递奏,同时同场之谓,事实上单位有别,仍各自为乐,并非将法曲与胡乐揉合于同一曲调中也”.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乐在宫廷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三,唐代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对朝廷音乐制度影响巨大.在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基本了保持大一统的局面,唐代的音乐制度也不断得到健全和发展.
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唐代的音乐制度一步步走向衰落和崩溃.在安史之乱中,梨园和教坊遭到灭顶之灾.安史叛军攻破长安,玄宗幸蜀,梨园弟子和教坊乐工在战乱中奔散逃亡,作为音乐机构的梨园和教坊已不复存在.梨园弟子和教坊乐工或流落到民间,或被安史叛军俘获送至洛阳,极少数随玄宗人蜀.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梨园弟子散如烟”,这正是宫廷乐工奔散逃亡的真实写照.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可知安史之乱中教坊俳优黄幡绰陷贼,收京后才又回到朝廷.收京之后,梨园和教坊得到重建,但规模已经远逊于盛唐.《乐府杂录》云：“泊从离乱,礼寺隳颓,箕虞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可知梨园已远没有原来兴盛.
太常寺在安史之乱中也受到巨大冲击.据《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乐考》十三引陈氏《乐书》：“天宝之乱,肃宗克复两京.至德以来,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架,自馀郊庙大祭,但有登歌,无坛下庭中乐舞矣”.这说明太常寺在收京后虽然也得以重建,但朝廷礼乐和盛唐时期比较已简化了很多.
同时,音乐和音乐制度的发展,与君主的好尚亦关系密切.唐代的梨园和教坊是前代未曾设置的音乐机构,其设置和唐玄宗喜爱音乐有很大的关系.同盛唐不同的是,在中晚唐梨园和教坊的规模及其演出常常因为皇帝的原因而受到限制.如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即皇帝位,因其多病且思有所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大规模放乐人出宫.韩愈《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癸酉：“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旧唐书》卷十四《顺宗本纪》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在宪宗朝,教坊的发展也因为皇帝的原因受到限制和削弱.二十七岁的宪宗在贞元二十一年(805)的八月九日即皇帝位,他想作一位有为的皇帝,于是在这年九月就开始对教坊进行改革.《旧唐书》卷十四《宪宗本纪》元和元年(806)九月己巳ᦂ
唐代文学方面论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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