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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方面论文例文,与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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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唐代的音乐制度中,太常寺、梨园、教坊分工不同,又联系紧密.太常寺是国家正式的礼乐管理机构,管理雅乐；梨园和教坊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分别管理法曲和歌舞俗乐.唐代音乐制度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唐代接受和吸收了大量外来音乐,而政治和社会变迁对朝廷音乐制度的影响最为巨大.唐代音乐制度对唐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太常寺的郊庙歌词创作促进了唐代七言律诗的定型与成熟,献乐活动促进了唐诗的创作和广泛传播,采诗制度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关系密切,梨园的采诗入乐制度也对唐诗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教坊曲的兴盛和流行,对词体的最终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的音乐制度较前代完善,音乐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常繁荣.唐代君主对音乐文化的喜爱和提倡,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碰撞,以及中国古代音乐的客观发展,共同促进了唐代音乐在各个方面的繁荣发展.同时,唐代又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唐诗以其独特的风骨兴象、格律词章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唐代音乐与文学之间,互相推进,互相影响,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多年来,学界对于唐代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多有探讨,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侧重于文献学和音乐学,有的侧重于文学,但从音乐制度层面研究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尚未见到.
本文拟从音乐机构性质、乐官、乐人、乐曲等角度,对唐代音乐机构和音乐制度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唐代的音乐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唐代的音乐制度是与唐代音乐机构相关联的各种制度.以朝廷音乐机构为主体的唐代的音乐机构非常复杂,每个机构都有其创建和兴废的复杂过程,都包含身份不同的乐官和乐工,都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演奏和表演不同形式的乐舞.
简而言之,庸代的音乐机构主要包括太常寺、梨园和教坊三部分.这三个部分是唐代宫廷音乐机构的主体,它们分工不同,而又联系密切.
太常寺是唐代规模最大也最为重要的礼乐机构.太常寺下辖八署,其中太乐署和鼓吹署是音乐机构.太常寺很早就已经存在,历代名称有所不同,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礼乐、郊庙、祭祀诸事.《大唐六典》和《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对太常寺在历代的沿革情况有大体的描述.太常寺大致在秦代称奉常,汉高祖时改称太常,汉惠帝改回奉常,景帝又称太常.王莽称之为秩宗,后汉和魏称太常.晋亦称太常,宋、齐、梁称太常,且梁加“寺”字,称太常寺,后代因之.陈袭梁称太常寺.北魏和北齐亦称太常,北周称大宗伯,隋称太常寺.
唐代因袭隋制,称太常寺.只是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太常寺为奉常寺,高宗咸亨元年(670)复称太常寺.武后光宅元年(684)又改称司礼寺,中宗神龙元年(705)复称太常寺.太常寺是国家正式的礼乐机构,其存续贯穿唐代始终.在安史之乱中,太常乐工奔散.肃宗收京后,太常寺得以恢复.唐代的太常寺规模宏大,乐工众多,是唐代音乐和音乐机构的中心.
梨园也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梨园建立于玄宗朝,其内部也有分支机构,据《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馀人”.作为音乐机构的梨园建于开元二年(714),据《唐会要》卷三十四“论乐”条：“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对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春正月条记之较为详细：“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梨园建立的原因表面上为了分清雅俗之乐,实质上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热爱音乐的唐玄宗对歌舞娱乐的需要.
从梨园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梨园的全盛期.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奔散,肃宗收京后,梨园又得以重建.到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曾一度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一度都归到太常寺,后梨园又当重建.文宗开成年间,梨园曾经改称为仙韶院.到晚唐末年,梨园衰落,梨园弟子的数量已经极少.
作为音乐机构的教坊也非常重要.教坊由玄宗创立于开元二年(714),分为左、右教坊和宜春院三个部分.从开元二年(714)教坊建立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这段时间是教坊的兴盛期.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教坊乐工在乱中奔散.收京之后,教坊在肃宗朝得以重建.德宗朝到宣宗朝是教坊的平稳发展期.懿宗、僖宗朝之后,教坊逐渐衰亡.教坊在前期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在中唐和晚唐则逐渐同时服务于民间.
从机构的性质上看,太常寺是国家正式的礼乐管理机构,其下属的太乐署和鼓吹署管理的是祭祀和礼仪所用音乐.梨园和教坊则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
从演奏和表演的乐舞方面看,太常寺管理的音乐最为复杂.太常寺音乐既有郊祀之乐和庙祭之乐,也有用于仪仗和各种仪式的鼓吹乐.多部乐、二部乐等大型乐舞,四夷乐和各地的献乐以及大傩乐等,也都属太常寺管理.在开元二年(714)之前,太常寺还负责管理俗乐和散乐.
太常寺的音乐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各种音乐活动也非常繁杂.在太常音乐当中,九部伎、十部伎以及立部伎、坐部伎,是非常著名的大型乐舞.按照惯例,我们把隋唐的七部伎、九部伎和十部伎称为“多部伎”或“多部乐”,把立部伎和坐部伎称为二部乐.多部乐和二部乐艺术性很强,不仅演奏和表演的难度很高,其演出规模也很大.多部乐的演出多在宴使节、宴群臣、封王、改元、封禅、祝捷、立太子、庆丰年、嫁公主和重大佛事等重要场合,可见它是一种政治性、礼仪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音乐形式,但其本质属性是政治性.显然,唐代多部乐的设立和不断丰富,其目的在于通过具有高度艺术性和娱乐性的演出,表现大唐四夷宾服的声威,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同多部乐一样,二部乐也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型宴享音乐,但二部乐政治性的表现方式与十部乐有所不同,二部乐主要是通过乐舞这种精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帝王的文治武功和国家的祥瑞,通过对帝王的赞颂,使观赏者对国家的前途拥有信心,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
在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有一部分是由边疆小国即所谓四夷进献的,此即所谓献乐.如在睿宗时,婆罗门曾经向朝廷献散乐.贞元十六年(800),南诏曾进献《南诏奉圣乐》.在南诏向朝廷进献《南诏奉圣乐》两年之后,贞元十八年(802),骠国又向唐朝廷献其国乐.元和末年,高丽也曾向朝廷献乐.除此之外,尚有一些边将向朝廷献乐,如开元中郭知运献《凉州》,杨敬述献《婆罗门》,盖嘉运献《伊州》等.还有一些音乐的歌词来源于臣民进献的诗歌,即所谓献诗.献乐和献诗在太常寺的音乐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也是太常寺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鼓吹乐是太常寺管理的音乐种类之一.鼓吹乐由太常寺的鼓吹署管理,艺术性略差,但用途却相当广泛,是其他音乐种类所不能代替的.鼓吹乐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一定品级官吏的婚葬和皇帝出行的夜警晨严等场合.除此之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种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
以上音乐均隶属于太常寺的太乐署和鼓吹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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