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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刊物在经典形成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学经典恰恰是经由文学刊物的推送得以传播、淬炼和沉淀的.本文选取《公报》、《南风》和《越陆》作为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代表刊物,分析这些刊物的核心价值要素,通过这种纵向的分析,透析澳大利亚在一个世纪的跨度内价值的变迁.价值的更替与演变直接导致劳森经典地位的世纪沉浮,最后本文指出文学刊物是文学经典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经典形成文学刊物文学体制亨利劳森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方兴未艾,但争论的焦点始终徘徊在经典的范围、经典的特征、经典的重构与解构、经典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上,只有少数几位学者论及文学经典的形成.王宁认为,经典形成的因素有：得到出版和发行、引起批评家的注意、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有六个最重要的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赞助人）.刘意青认为,要成为经典就需要得到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和推动；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中；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在国外,经典研究专家佛克马认为,“所有的经典都是由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的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公开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批评家都提到了文学批评在经典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文学批评具体是怎样形成经典,却语焉不详.我们知道,文学刊物是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它能长期地、动态地、微观地、深入地跟踪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这是其它载体所无法比肩的.但是,上述批评家对此却都没有提及.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文学刊物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雷纳-韦勒克（Ren6Wellek）就曾在其六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1750-1950,1981）中宣称,美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文学刊物的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学刊物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韦勒克的这一观点也遭到猛烈抨击.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文学刊物与现代美国文学批评》（JoumalsandModemAmericanCriticism）一文中把美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讲述文学刊物与美国文学批评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严肃的文学批评初露端倪；40、50年代新批评极盛时期,文学批评有所发展；60年代后的“理论”时代,文学批评取得了长足发展.卡勒认为,文学批评的大发展得益于文学刊物,这些刊物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沟通,而且还推动了文学批评潮流的发展、演变与更替.由此,可以想见文学刊物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戴维卡特（DavidCarter）对文学刊物的研究比卡勒更进一步,他指出,“文学所涉及的不是作为个体的文本或作家,而是一整套体制以及体制化的运作.体制控制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文学意义的产生与传播,这些体制性机构包括商业性的出版社、公共设施（如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协会）、高等院校和中学的课程教学大纲、文学奖项、文学协会、报纸和杂志等.”卡特不落窠臼,从文学体制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而文学刊物作为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文学本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文学刊物如此重要,那么它与经典形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文学经典“集中关注哪些作品可以放入教学大纲和文学选集,关注文学作品评价体系的根源,关注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卡特分析了体制与经典形成的关系：“文学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品处于何种地位.体制决定了何种作品可以出版、何种作品可以评论,何种作品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可以再出版,何种文学的地位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文化、传统或文明中,最上乘、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可见,在卡特看来,是文学体制决定了文学经典.那么,体制是怎么决定经典的呢?卡特指出,“批评家们意识到,在教什么、教谁、什么作品能被选人文集、什么作品可以出版、什么内容可以写、什么内容不可以写这一系列的问题背后潜藏着一个根本的观点：一个文化最重视的价值以及其中的原因.价值评判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寻找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价值.”这段话清晰地点明体制评判经典的标准其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而这些主流价值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在这些价值的交替中,不可避免地互相碰撞,而每次撞击都是通过文学经典体现出来.
文学体制包括许多方面,每个方面都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文学奖项就是对经典作家的一种权威地认可与肯定.由于文学刊物最能够微观地、动态地、全面地、长期地跟踪文学批评的动态,而且文学刊物上的批评是文学选集、教科书和文学奖项评选等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刊物上的批评决定了体制的其他方面,因而本文选取文学刊物来阐述文学体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另外,本文以澳大利亚经典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为例来阐述这一关系,之所以选取劳森,是因为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百多年来他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他的作品早已成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试金石.通过劳森,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文学刊物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领会各种“价值”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的激战.
一
到20世纪末为止,澳大利亚文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批评阶段和80、90年代的“理论”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学刊物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史蒂芬斯（A.G.Stephens）就曾指出：“澳大利亚文学是喝着文学刊物的乳汁长大的.”在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公报》是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它鲜明地倡导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以《公报》为代表的刊物为澳大利亚早期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报》是由阿奇博尔德（J.F.Archibald）和约翰-海恩斯（JohnHaynes）于1880年在悉尼创办的周刊.从1896年至1932年,史蒂芬斯主持“红页”（theRedPage）专栏期间,《公报》发展到鼎盛时期,史蒂芬斯也成为当时极富盛名的文学批评家.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里奥坎特雷尔（LeonCantrell）在史蒂芬斯的文学选集中曾这样评价：“史蒂芬斯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最初的30年中,他的批评和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公报》‘红页’专栏所做的评论,树立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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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诞生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觉醒.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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