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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的英国在澳的六块殖民地上,人们强烈要求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公报》是这场反英的斗争的急先锋.创刊人阿奇博尔德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父母都是爱尔兰移民,他继承了爱尔兰人强烈的反英意识.史蒂芬斯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人,母亲来自苏格兰,他和当时澳大利亚众多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一样,对英国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曾在1899年12月9日的《公报》上用了“红页”的整幅页面登载了他的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ForAustralians）：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歧视非常荒唐,其依据就是澳大利亚的事物与英国不同.这种歧视一直妨碍澳大利亚人欣赏自己美丽的国土；但时间教会了我们智慧.我们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比澳大利亚桉树更漂亮的树了等有些英国小说中说我们的花朵没有花香,我们的鸟儿也不会歌唱,我们已经学会了耻笑这种荒唐至极的言语.看吧!整个丛林都充满了芬芳,没有哪块土地上的树木散发的芳香比我们的更加浓郁一正像诚实的英国人亨利金斯利所证实的那样,相比之下,英国长着雏菊的草地变得平淡而土气.如果你越过回归线,在晨曦中走到户外,空气中充满着一百多种美丽花朵的芳香等又一次,是遗传和习惯背叛了我们等让我们用澳大利亚人明亮而清晰的眼睛,看看我们的祖国和生存在这里的动植物、树木、河流和山川,而不是用英国人带着歧视的和模糊的眼镜来看澳大利亚；世界上没有更美好、更美丽的国家了.在这段话中,史蒂芬斯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摆脱英国人强加给澳大利亚人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摘掉歪曲澳大利亚现实的英国式的眼镜.他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澳大利亚人会清晰而准确地观察到澳大利亚土地美丽的一面.在史蒂芬斯眼里,是因为英国人向澳大利亚人灌输了一种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偏见,才使得澳大利亚人不能客观地观察澳大利亚的可爱之处.字里行间渗透着史蒂芬斯对英国的反感.不仅如此,史蒂芬斯还对英国文化嗤之以鼻.1900年,当英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逝世时,史蒂芬斯对这位英国的重量级人物不屑一顾,他认为,“拉斯金才疏学浅、在知识界一钱不值等拉斯金的文艺理论都是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除此之外,史蒂芬斯崇尚友善的波西米亚风,嘲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败坏,倡导对普通人的理想化以及现实主义,这些都是对英国文学价值观的颠覆.史蒂芬斯在反英的同时,主张寻找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特性,即澳大利亚性,这一倾向在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中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史蒂芬斯作为《公报》的编辑,他的文学观与经典形成有何关系?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帕斯卡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曾指出批评家的影响力：“由于批评家的鉴赏力在整个文学界已成共识,尤其是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批评家,那么,他们所做的评判――不管是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史蒂芬斯的见解伴随着《公报》巨大的发行量传播到家家户户,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使得他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叱咤风云,卡萨诺瓦所说的“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其实就是指重要的批评家在经典形成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批评家的文学观也就相应地成了评判经典的价值标准.因而,史蒂芬斯强烈的反英态度成为当时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
劳森的崛起恰逢《公报》的鼎盛,劳森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他在诗歌《澳大利亚人的自由》（FreedomontheWallaby）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父辈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苦涩的
面包
有人游手好闲,却衣食无缺；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他们的祖国也容不下他们.
他们离开祖国
是这个王国抛弃了他们,
他们来到了,或者,因为他们偷窃
被遣送到了澳大利亚.
他们辛勤劳动,安家落户,
胼手胝足,开垦荒地.
他们成了开拓者,
却对此毫不在意；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块土地
开拓成充满希望的乐园,
那些贪婪成性的人却把他们肮脏的手
伸向我们,想把这块乐园抢走.
在这首诗中,劳森控诉了英国的贪婪、无耻,英国抛弃了自己的人民,而且当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新的乐园的时候,英国又企图再次把它抢走.短短的诗歌中充斥着强烈的反英情绪,这与《公报》主编史蒂芬斯对英国的态度不谋而合,也可以说劳森的作品符合史蒂芬斯的评判标准,符合以反对英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标准.因而史蒂芬斯说：“劳森是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也许他是澳大利亚培养的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不仅如此,劳森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丛林人的形象,彰显了丛林人独特的价值观――伙伴情谊.史蒂芬斯把伙伴情谊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区别于英国的独特性,他指出,“亨利劳森是丛林的声音,而丛林是澳大利亚的心脏.”史蒂芬斯把劳森置于整个民族的核心,对劳森推崇备至.
不难看出,由于劳森作品符合民族主义反对英国、着重表达民族性的要求,因而被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学刊物奉为上乘.而与劳森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芭芭拉贝顿（BarbaraBayton）、克里斯蒂弗布伦南（ChristopherBrennen）、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Franklin）和斯蒂尔拉德（SteeleRudd）等作家,其作品虽然也有丰富的内涵,但由于没有反映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因而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时期的批评家足够的重视,有些作家甚至一直不为人所知.二
从19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反英、强调民族性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学刊物评判作品的标准.但是到了50、60年代,民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颠覆了,新批评的文学评判标准取代了民族主义时期的标准,同样,文学刊物也同步跟踪了这一变化.
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刊物大多是在学院之外,专业性、学术性都不强,但是到了新批评时期,文学刊物受到了高等学校的影响,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南风》（Southerl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风》起初是英国文学学会：澳大利亚分会（EnglishAssociation：SydneyBranch）的官方刊物,这个学会成立于1923年,与其伦敦总部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学会的传统来自芒戈麦卡勒姆（MungoMacCallum）,他于19世纪末来到澳大利亚,为了谋求英帝国的发展而兴建悉尼大学.麦卡勒姆在悉尼大学英文系建立了16、17世纪文学研究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传给了G.A.威尔克斯（C.A.Wilkes）等学者.
1939年这一刊物启用新名《南风》,当年9月第1期出版,标明为“英国文学协会悉尼分会杂志”（TheMagazineoftheEnglishAssociation,Sydney）.豪沃斯（R.G.Howarth）任首任主编,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不能孤立发展,而要受到直接的文化祖先――英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并借鉴它的标准.”可见,在豪沃斯的眼中,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的分支和嫡系.豪沃斯在1951年第3期中写道,“《南风》是当时纯文学杂志的代表.”他所谓的“纯文学”就是把与文学无关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编辑影响甚大.1956年豪沃斯离任,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肯尼思斯莱瑟（KenhSlessor）接替豪沃斯的职位,斯莱瑟把《南风》的副标题改为“澳大利亚文学评论”（AReview0fAustralianLiterature）.1963年斯莱瑟退休,威尔克斯受邀任《南风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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