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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动,进而对金融主体的意识方面以及外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反映到相关的金融立法中.

（二）金融公正理念的经济学基础

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只是满足人们生活发展需要的存在方式,与宗教、家庭以及政治活动密不可分.“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2］特别是随着产品商品化与经济金融化进程的深入,追逐资本利润开始被奉为经济活动的圭臬,收入和财富成了衡量个人价值的惟一标准,于是,有关重新思考经济目的是否公正的理论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果说现代经济及金融存在的意义是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人类生活需求、增加社会福利、促进自由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现代经济却根本上改变了人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经济的人学目的已经被牟取收益的自私欲望所代替,经济已不再服务于人类社会,而仅仅是为了资本的增值.”［13］并且,金融行业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与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也不可避免地会与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机会均等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的合理性目标发生冲突［14］.据统计,对1%的上层美国人而言,其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如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与金融行业用金钱改变规则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操纵密切相关.例如,金融行业通过呼吁下调直接关乎富人收入的资本收益税率、影响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的政策走向等方式,游说政府以优惠条件为金融机构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将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1%的富人手中［15］.最终,这种偏袒权贵与富人的不公正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美国于2011年发生了以抗议华尔街“贪婪”无止境、反对美国政治权钱交易为主旨的“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动,以表达民众对当前制度的不满.毕竟,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处于金字塔尖的富人,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所有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否则,这样一种不平等状态的持续就难免会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因此,对于金融制度的目标设定,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其作为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无关价值选择的纯粹技术问题,还应当从金融制度是否符合人类生活的需求这一角度追问其对社会存在的价值.惟有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才是实现公共福利与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16］“财富的价值在于它对我们实现实质自由的帮助”［17］,经济发展与金融交易的目的不只在于经济及金融自身的规定性,更是一个由社会所选择的经济方式或金融模式所决定的、有关实现“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公正理念的价值评判问题.

（三）金融公正理念的法哲学基础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自古罗马法学家提出“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18］以来,学者们对于“法律是什么”就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围绕“事实（Facts）——规范（Norms）”、“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有关何谓法律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映射到金融法领域,就形成了对金融法律价值、规范与事实关系的激辩与纠葛.

随着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二元论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巨大成功,这种研究范式开始了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于是,强调价值中立与逻辑自足的法律实证主义逐渐在法学研究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自然法理论则被当作是一种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学说慢慢走向衰落.受此影响,金融法被普遍认为是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参与金融活动的理性结果,其制定与实施要以理性经济人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具有精确性与确定性的法律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即法律的理性化和形式化.注重在经验实证基础上对实在法进行概念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法律实证主义,对于研究金融规范与金融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代金融法将金融活动所涉及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法律框架里转化为技术问题,使其成为一台解决社会纠纷的细密、灵活、精巧的机器的意图,以及主张法律与道德无关或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却存在着无法完备解释法律正当性来源的隐忧.

特别是随着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由于金融法对主体逐利行为放任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对个体能力差异忽视导致的两极分化,使现代金融制度陷入了目标与现实相悖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即使是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特也承认,基于人的脆弱、近乎平等、有限利他、有限资源,以及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等自然事实的客观存在,要实现人类社会继续生存的共同目的,就必须保持一个“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缺少了这一内容,人类事实上就没有理由自愿去遵守任何规定；如果没有基于共同利益而自愿维系的合作规则,也就不可能强迫那些不愿意遵守的人去服从.”［19］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协调或平衡金融领域资源稀缺性与需求无限性间的矛盾,同样需要确立一个能够为利益冲突各方都认同的权利归属与财产分配标准,以满足市场主体的合理需求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这不仅是确立现代金融法权威性的必要条件,也是“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金融公正理念产生的法律渊源.

因此,无论是基于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自然事实,还是为追求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理想目标,金融公正理念都否认为了实现一些人的最大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或权利是正当的.“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7］1只存在如下例外情况：我们忍受一种非公正的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其能够避免另一种较大的非正义结果,或者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的最不利者——即处于市场竞争劣势地位或社会生活底层群体的利益,它才是可被接受的,并被认为是符合公正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