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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的储备就会变得很不经济,第二,增加石油储备还会产生石油储存的物理成本,这种成本并不时可以忽略不计的.2-短期策略
从短期来看,由于石油价格的波动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石油国对石油供给的调控或突发事件对石油供给产生的外部冲击,二是投机者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因此,为了降低石油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的短期策略应当是:
第一,建立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缓冲世界石油供给变化带来的风险.
中国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地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呈现强劲增长趋势,但是从国内已经探明和开发的石油供给来看,中国的石油产量却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急剧增长的费费量.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为3-5亿吨,产量为2亿吨,缺口将达1-5亿吨.这意味着中国石油能源的对外依赖性非常之高,从而面临着巨大的由于外部冲击而造成的风险.这种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价格波动带来的损益风险,二是由于突发事件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的生产经营风险.
毫无疑问,价格波动的风险是不可能通过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来加以对冲的,这是因为石油价格的波动主要根源于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而由金融投机活动造成的价格波动几乎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根本不可能通过战略储备的库存调整来平滑根源于金融投机的石油价格波动,其中的道理就在于石油库存的调整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调整是非对称的,石油市场上名义价格的调整几乎是没有黏性的,而实际的石油库存调整则存在巨大黏性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以石油战略储备来平滑石油市场价格波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导致石油战略储备进入其不可为的误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的逻辑推论是,石油战略储备只能用来应对石油供给的突发性危机.这些突发性的危机包括:由OPEC增加或减少石油产量的政策危机,油轮事故,对油田的恐怖袭击,输油管道中断引起的供应减少等.除了OPEC的政策危机之外,其他与石油供给有关的突发性危机都属于小概率事件,因此,作为战略储备的石油数量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过多的石油储备会产生两大成本:其一是库存成本,其二是资金占用的成本.所以一个有效的石油战略储备必须同时考虑储备带来的收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这也就是说,OPEC的政策、石油运输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中国石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中国经济增长率以及石油战略储备(与储藏量相关)的成本等都应当进入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函数之中.
第二,选择投机较少的石油现货市场,回避石油金融衍生品交易.
中国是一个石油产品最终消费国,对石油能源的消费是真实的,因此,无论从国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企业生产活动所需的石油采购来讲,都没有必要去从事石油金融衍生品的投机活动,而是应当尽可能地通过投机性较少的石油现货市场来购买储备石油和满足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所需要的现货石油.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因为中国是一个石油产品的最终消费国,所以,中国在石油金融衍生市场上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是不可能获利的.假如中国在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采取多头策略,那么就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中国石油现货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反之,假如中国在石油金融衍生市场选择空头策略,那么拥有巨大金融资源的国际炒家就会采取多头交易策略而使中国在石油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上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中国在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空头策略与中国作为世界石油主要消费国的地位也是不能相匹配的.因为中国不能以石油现货市场中多头交易者和石油期货市场中的空头交易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石油市场的舞台上.这种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中的角色冲突一定会引致巨大的风险.这一点在最近的石油危机中已经被事实所证实.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面对石油期货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现货交易策略才能有效地规避期货价格频繁波动而造成的风险呢回答是很简单的,那就是不做价格调整,只做数量控制.这种策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置价格波动于不顾,按照实际消费量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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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策略
受中国存量失业规模巨大、要素禀赋刚性等因素的制约,中国想要在短期内调整经济结构,借以达到减少能源消耗之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再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来就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它是禀赋结构演进和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而不是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结果.政府在结构调整中所能做的就是加速禀赋结构的演进速度,为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
本文出处 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833947.html
既然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那么中国也就不可能在现有的结构下大幅削减能源消耗,于是,中国将长期面临较高的能源消耗水平,任何在现有结构下降低能耗的政策,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无法做出根本性调整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能源战略才是可行的呢这里大致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石油供给趋紧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应当选择是么样的替代能源(或新能源).美国奥巴马政府与欧洲国家极力主张用生物能源来替代现有的石油能源,为了加快这样的替代进程,它们曾经不断地推高石油价格,并且一直在提高排放标准.美国与欧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们可以从新能源技术中获益.中国是个还在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能源技术不高,又恰好处在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时期,因此,假如中国按照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选择生物能源来替代现有的石油煤炭能源,那么中国就将承担极其巨大的调整成本,并将在新能源技术上长期受制于美国与欧洲.试想一下,假如中国采用绿色生物能源来取代现在的石油与煤炭能源,那么中国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可耕地来种植可以提炼出生物能源的农作物,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粮食生产的危机,而为解决这样的危机,中国就只有从农业生产率非常之高的美国与欧洲进口粮食,这样,中国就会因为不理智的能源结构调整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新能源技术不能是生物能源技术,而是应当选择中国储量丰富的煤炭能源作为自己的能源基础,并尽可能地从中开发出能耗高、污染低的新能源.换句话说,煤炭是中国能源竞争之根本,中国绝不能轻易放弃这种竞争优势.
第二,假如中国不应当选择新的生物能源来替代现有的石油与煤炭能源,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有相对较多的碳排放,因此,中国是一个需要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争取碳排放的国家.就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经历了长达200年左右的污染排放而言,中国理应获得这样的补偿,所谓补偿,就是应当让尚处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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