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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传学类论文范文,与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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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身为农科院院长、科学院院士、学派领袖的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再被揭发出来,这就表示其学术前途的终结.谁也不会再去相信一个蓄意制造假冒伪劣“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1990年,我在访问俄罗斯农科院时,还特意表示了一下想看看当时李森科的办公室的愿望.尼科诺夫院长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大房间,说这就是李森科原来的办公室,他下台了,谁也不愿到他坐过的地方去,所以房间一直空着,也没有人去动他用过的东西.李森科在他的本国也落得如此下场,是大出我意外的.不过细想起来,他在同行心目中如此臭名昭著也是咎由自取.
我在北京图书馆像考古工作者那样努力挖掘“文物”的时候,正是党中央逐步形成和向全党全国正式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其中就谈到了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当谈到百家争鸣时,他又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并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陆定一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苏联在李森科问题上的错误和我国在学习苏联中的一些偏向.中央的上述动态我都能及时了解,所以我在编译材料时思想也是不断地在解放,在越来越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得以相当自由地编辑所得到的材料.应该说,这份东西是资料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并不带有我个人的观点和议论.大概是1956年7月,这份5万多字的急就章,连同另外两部分材料印成一个小册子,作为青岛会议的内部参考资料.在会前发给了有关领导机关和有关领导干部.我写的那部分材料,对国内人土来讲,包含了不少第一手重要信息,所以还颇得好评.
到了80年代,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青岛会议的精神依旧没有失去意义.由于1957年4月科学出版社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没有包括于光远同志的两次重要发言(当时于认为自己不是遗传学家,所以发言就不要收入该书了),也没有包括会后两派代表人物的一些体会文章,对于全面理解青岛会议有些不足.所以,1983年,于光远同志建议,由李佩珊同志牵头,把青岛会议前后的全部材料加上一篇回顾性综述文章,重新编印成书,为宣传百家争鸣方针再作一次努力,同时也作为对青岛会议30周年的纪念.这就是198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在这本书里也把我的这个背景材料《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作为附录收人.可惜的是这本书虽然先后印了两次,终因印数太少,很快就脱销了.
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举行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因而在主办者和参加者两方面都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和很高的期望值.
中宣部科学处作为党内分工负责科技政策的工作机构,在青岛会议上贯彻落实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姿态是创造一种宽松环境,割断学术评价同政治评价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各个学派都能够在政治上处于平等的争鸣地位.为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议的两次发言中,明确表明中共不采取苏共的做法,对遗传学的学术问题不加干预,也不对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作任何结论.其次是明确表示反对给遗传学的任何学派贴政治标签,他建议从此摘掉戴在摩尔根学派头上的“反动的”政治帽子和“唯心的”哲学帽子.当然,这也表示相应地不应该给米丘林学派戴“进步的”和“唯物的”等帽子.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阐明他不赞成李森科针对摩派研究方法提出“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一哲学命题的理由.当时,与会者都已经知道李森科下台的消息.米丘林派心神不定,居于守势；而摩尔根派却是磨拳擦掌,准备采取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的发言从百家争鸣方针和科学哲学两个角度,对两派的理论观点表示了一种兼收并蓄和希望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态度.他说：“依我看,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米派“应该接受有遗传物质的看法,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什么形而上学”,但摩派“似乎也应该考虑环境和有机体统一这个观点”,等等.这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就为会议气氛定了基调.会后,我和黄舜娥为《人民日报》写的会议报道稿《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一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基本上也是这个基调.
为了使会议真正有一个好的风气,会前的预备通知中强调参加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调研材料来说话,摆事实讲道理,避免空对空地争论.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受压多年,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已经中断数年,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查阅新的国外资料.这几年正是国外遗传学及其应用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是西方的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家弄清了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使基因论从假设发展到对具体物质载体的深入研究；甚至在原苏联,多倍体方法、辐射育种方法等被米丘林派批判的研究工作,也还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摩尔根学派的教学也还在该国一些大学里继续进行,这也是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的.
会议邀请了一些不久前从国外回来的两派遗传学家参加会议,多数是从美国回来的摩尔根学派的新生力量,如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施履吉先生；也邀请了三位刚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一位是学米丘林遗传学的赵世绪(北京农业大学),另一位是学摩尔根遗传学的翟中和(北京大学,现为中科院院士).此外还有一位也是学米丘林遗传学的周嫦(武汉大学),刚从苏联回国,旁听了会议.他们带来了国际上遗传学最新的进展信息.由于国内遗传学、特别是摩派遗传学的研究已经停止多年,学术情报也少,这些信息对会议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是1948年以后才传人中国的,本来就先天不足,历史也短,在乐天宇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学派领袖人物,而主要是靠政治力量的支持而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其政治上的保护一旦撤消,学术上就不是摩尔根学派的对手.参加青岛会议的有摩尔根先生的人室弟子,如北大的李汝祺教授、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但也许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别于俄国,在青岛会议之前没有出现像苏联的摩派学者和摩派支持者那样,在强大压力下还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教学、科研工作；青岛会议期间也没有出现像苏联1948年会议上两派尖酸刻薄的语言.面对这样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青岛会议的组织方面,可能是出于中国式的考虑,也许是出于使政策保持连续性的考虑,对米丘林学派还是处处刻意保护的.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持中间观点的人.于是,在会议讨论中听到的,不是两种声音,而是三种声音,即包括中间派的声音.此外,两派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对方的某些观点,有的摩派学者说,在特定情况下环境可能对遗传发生作用；有的米派学者也说,如果不限于染色体的话,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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