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遗传学类论文范文,与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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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农业部委托北京农大举办全国性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向全国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授课.我们北京农大相关专业的学生则近水楼台全体参加听课.来上课的苏联专家是一位中年硕士,姓伊凡诺夫.几百人的大课在大礼堂讲.苏联专家念一段稿,翻译翻一段,效率很低.加上这种大课既没有图象,更没有实验,概念化的内容多于操作性的东西,时间一长就觉得枯燥、没用.其实,苏联米五林派并没有什么真正有水平的专家,更谈不上有多少拿得出的成果.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曾被学校派到清华大学参加过暑期俄语速成班强化过,当时看专业俄文没问题,听也还可以对付.一次在国际书店买了一本苏联版的《遗传学与选种学原理》,带着这本书去听课时发现,伊凡诺夫硕士讲的课竟是一字不改地照念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对苏联专家的学问产生了看法.

苏联专家除了上课外,还承担了指导中方用米丘林学派观点改造全部农业生物学的任务.在参观学校的科研工作时,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以摩尔根学派遗传学为理论基础进行的科研方向和具体课题.我们的系主任蔡旭教授是著名的小麦育种家.苏联专家评论他的研究方法说,蔡教授的新品种是靠“碰运气”获得的,不能算科学.李竞雄教授是杂交玉米权威,苏联专家把李先生在育种过程中用多次自交以获得纯种的方法批评为摧残植物.结果,他们的育种研究工作都被迫停丁下来.

四、一家独鸣严重干扰了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遗传学是生物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同遗传学有关联的学科非常广泛.因此,由遗传学基本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以及行政干预,实际上大大超出了遗传学的范围.“新遗传学”的正式提法是“米丘林生物学”,或“农业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米丘林生物学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首先当然是细胞遗传学,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及其直接应用领域现代育种技术,如杂交优势的利用、辐射育种、多倍体育种等.此外,因为米丘林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在分析判断农业生物在生长发育上某些不正常现象时,强调栽培管理等外部环境原因而忽视病源物的检测和处理,等等.在全国米丘林生物学学习班之后,有关教育、科研等部门也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应发出了以米丘林生物学改造旧生物学领域的各种行政性指令.同时,苏联专家到各地视察工作,具体指导这项改造工作.

1954年秋我从学校分配到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这个处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当时机构层次少,正式编制只有部、处两级.处内按业务分为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两个组.我在自然科学组,组长是老北大生物系来的孟庆哲.科学处同学校教育处是同一个党支部,科学处的党小组长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李佩珊.刚到机关不久,处里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人到全国各省调查农业科技方面的情况.当时正值头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出现了主要农产品短缺的苗头,需要从加强农业科技角度来保证农产品的供应.下去调研就是为了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次下班后在中南海边(当时中宣部机关在中南海迎春堂)等班车回沙滩宿舍,理论宣传处处长许立群对于这种走遍全国的安排说了几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古人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带着这种既是做工作又是做学问的双重目标,我在1954年末到1956年初分4次走遍了全国大多数省区,只是因为要准备青岛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对西北大区各省的调查.对有些地方的调查是带着问题去的,例如对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的多倍体育种材料被毁事件、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问题、华南农学院林孑L湘教授的柑桔黄龙病研究受批判问题等,已经有告状材料反映到中宣部来了.这些问题都涉及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都是同批判遗传学有关的问题.下去具体了解的结果,原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鲍文奎先生的研究是用小麦同黑麦进行远缘杂交,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种染色体加倍的办法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这是典型的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四川农科所在“用米五林方向改造生物科学”的过程中决定取消鲍的这项研究,并派人强行毁掉试验地里的杂交材料.这一做法虽然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但具体实施的粗暴程度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吴绍揆的玉米杂交研究也是典型摩尔根派的东西,虽然他身为院长,但在遗传学问题政治化了的当年,他的研究成果也无法避免遭到与鲍文奎先生同样的命运.至于林孑L湘先生的研究,不属遗传学领域,对他的批判纯属扩大打击面.华南地区的柑桔发生了毁灭性的病害,其表面症状是枝梢叶片斑状黄化,农民形象化地称为黄龙病,病树在三两年内逐步衰弱死亡.林教授用传染病学的接种方法确定其为传染病,病原体为一种细菌和病毒之间的支原体.按照处理传染病的原则所提出的对策是烧毁病株、培育和采用无病苗木、控制传病媒介(昆虫).但苏联专家在视察病区后认为广东柑桔种在水田,叶片发黄是因为排水不良,不是传染病；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排水.而烧毁病株是破坏生产.这样,林教授的研究也被停止了.后来知道,林先生根本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外行意见,1957年还因“反对苏联专家”而被错划为右派.再后来的事情是黄龙病大蔓延,几乎毁灭了广东所有的老柑桔园,并从广东向广西、福建蔓延.直到今日,柑桔界的有关人士仍然是谈黄(龙病)色变.

对了解到的上述有关问题,中宣部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如鲍文奎先生的问题在四川不好解决,没有商量余地,就通过同农业部的联系,调到北京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继续从事多倍体研究,后来,鲍文奎先生成为中科院院士.有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内部渠道作些反映、评论和呼吁,实际上未能解决问题,如林孔湘教授的问题.

五、召开青岛会议的决策和准备

正当中国国内大力推行米丘林学派观点,全面消除摩尔根学派影响的时候,原苏联国内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生物学派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李森科派多年来占据了重要的学术行政地位,但在农业生产实践上毫无贡献,他的许多技术建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特别要命的是支持李森科关于物种突然形成的极不慎重理论的重要证据(如燕麦穗上突然长出另一个物种野燕麦、鹅儿枥的枝干上长出榛树的枝条等)被揭发是弄虚作假的等等.1952年12期苏联的《植物学杂志》首先发难,对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理论进行批评.物种问题一突破,被压制多年的不同意见就一呼百应、铺天盖地涌出来了,批评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政策发生松动.《真理报》等一些党报党刊也从五条件支持李森科转为有限度地批评李森科.1956年4月李森科被迫辞去全苏农科院院长职务.苏联有关行政机关还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逐步消除1948年会议的不良影响.

1954年起,我国科学出版社陆续编译出版了《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论文集21册(其中青岛会议前出版14册),向国内学术界客观介绍苏联生物学界的新动态,国内生物学界也开始活跃起来.

1956年4月,一个中共代表团在参加东德统一工人党代表会回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该党宣传部部长哈格尔对我代表团说(大意)：“关于遗传学的问题,我们不采取苏联,的做法.我国农科院院长斯多倍是摩尔根学派的育种家,他培育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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