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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传学类论文范文,与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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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品种对国家贡献很大.我们建议他到苏联去看一看,他看了回来,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鼓励他学习李森科的学说,但不强迫他改变观点.我们仍然尊重他的工作,继续让他当院长”.毛泽东4月18日在该报告上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不久,陆定一就建议由科学处来办这事,并建议以中科院和高教部名义利用高校暑假期间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经过同中科院等单位商量,中科院愿意利用该院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作为会址,时间定在8月中旬,会期半个月,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让与会者会前准备材料,会议期间充分讨论.接着,于光远就在处内找孟庆哲、黄舜娥和我等人传达部长意见,并把代表团的报告和毛的批示给我们传看了.关于准备工作,于光远考虑到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人对遗传学及遗传学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为了帮助他们在参加会议时更多更好地了解情况,决定由我们三个人突击编印一份介绍材料.材料分三个部分：一、遗传学两派的历史和基本观点.因为孟庆哲同志对两派遗传学都熟悉,由他承担这部分最合适.二、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黄舜娥同志专门学习过米丘林生物学,并多次调查、接触过有关专家,由她承担这一部分.三、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因为我看俄文资料比较方便,就由我承担第三部分.
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还在中南海,出北门就是北京图书馆.接受任务后,我每天上下午上班时间基本上都在北图.应该说,在收集历史资料上北图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根据一些已知的线索,需要查阅30年代原版《真理报》、《消息报》、《农村生活报》、《共产党人》杂志,以及1948以来原苏联科学院、农科院等出版的全部主要刊物.大约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把大量俄文材料过筛子那样过了一遍.从中得到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第一手重要材料,对于我自己来说,不少情况是大出意外或者是触目惊心的.
首先是发现米丘林的旗帜是被滥用了.如果米丘林身后有灵的话,一定会对后来打他旗号所做的事情大声痛哭.米丘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果树育种家,他从果树育种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使他不完全同意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育种方法.例如,他认为通过嫁接可以改变遗传性,产生无性杂种.他认为在草本植物育种中采取先获得纯种再进行杂交的方法,在果树育种上没有意义.因为“一年生的水稻或玉米要获得纯种需要种五代至十代,那么要把苹果变为完全同质的情形至少需要几个世纪”.米丘林不完全拒绝摩尔根学派发展出来的一些新育种方法,例如辐射育种,他在晚年也从事了利用宇宙线、X射线和紫外线以促进植物发生变异的机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学者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产生不同观点、形成不同学派是完全正常的.尽管米丘林同当时苏联农科院院长、著名的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瓦维洛夫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完全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规则.瓦维洛夫曾经是米丘林所在单位应用植物所的所长,多次给米丘林以物质上的帮助,并鼓励他写书.米丘林的第一本书,是由瓦维洛夫作的序.《米丘林50年工作总结》出版时,米丘林亲笔题写：“给最尊敬的农业科学院院长HH瓦维洛夫.纪念我们的友谊.HB,米丘林.1933年4月8日”.1935年6月1日苏联科学院12名院士联名提议选举米丘林为名誉院土,瓦维洛夫是头一个签名的.投票结果36：4通过.一星期后米丘林去世,瓦维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功勋”的悼文.直至今日,回顾这一段历史,还使人不胜感慨.瓦――米之间的关系真可以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而后来打着米丘林旗号的李森科,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反面教员.
其次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本人对遗传学问题的瞎指挥、制造学术冤假错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悲剧.早在1935年,李森科就在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大会上大骂“资产阶级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富农服务的敌人”,博得斯大林的当场叫好.1937年瓦维洛夫被作为“人民敌人的帮凶”被捕,次年李森科接任农科院院长.此后10年,坚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者始终压而不服,李森科学派自身的问题逐步暴露,在1948年全苏农科院会议之前,李森科学派在学术上并不占优势,李森科的学术地位并不稳固.只是由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公开、直接的插手、施加最强大的政治压力,才使李森科派得到“胜利”.8月会议上李森科的主题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是斯大林亲自阅改、苏共中央批准的.李森科在斯大林逝世三天后发表于《真理报》的悼文中写道：“他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
在这期间党的领导机关内也产生了一股折衷势力,联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小日丹诺夫就是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在1948年会议开始时批评了李森科,惹恼了斯大林.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7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他7月12日给斯大林的长篇检讨信.他主要检讨自己对两派采取了就事论事的无原则立场,企图调和两派的争论.检讨信中如下一段话是很令人回味的：“我是衷心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我批评李森科不是因为他是米丘林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发展米丘林学说.但是我选择了不正确的批评方式.所以,由于这样的批评,客观上使米丘林主义者处于下风,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占了上风.”如果对比一下1948年7月尤日丹诺夫的上述表态同1951年我有关部门处理乐天宇问题的做法,以及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批摩支米文章之间确有一脉相承的缘由.
再次是科学家最重要的职业品德是严格的科学态度.米丘林是有科学态度的,瓦维洛夫是有科学态度的,而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就缺乏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利用玉米杂交优势是遗传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但只是因为它是摩尔根学派发展出来的技术,李森科就一味贬低其意义,有人要搞杂交玉米,李就批判其为“崇拜资产阶级科学”.结果,由于否定利用杂交优势方法,前苏联的粮食单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时至今日还可以时常感觉到李森科派给俄国农业落后带来的后遗症.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在研究报告中弄虚作假是最丢人的事情.李森科在1950年发表一个物种可以在2-3代时间内突然变成另一个物种的理论后,学术界大吃一惊.卡拉别江在李森科主编的《农业生物学》1952-5期上发表报道,发现―株鹅儿枥的树干上长出榛子树的枝条,作为新种突然形成的证据.但后来有个人出来证明,这是他1932年嫁接的.李森科有个叫德米特里也夫的博士研究生,原来是计委的经济学硕士,跟随李森科做从燕麦穗上产生野燕麦(另一个物种,是燕麦地里常见的杂草)的生物学博士论文.尽管李森科及其支持者努力维护,终因事实不可靠,德的博土学位经过反复还是得而复失.这一丑闻甚至在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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