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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来往嘛,互相有科学家访问考察.就在苏联要撤退专家的时候,苏联科学院又有个电报给我们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考察人参问题.我们有一个副秘书长谢金鹤同志,分工管生物学部工作.他没有多考虑,也没有问我,也没有经过老杜,比较简单化一点,就答复：“同意.”署名“杜润生”！因为对方来电就是秘书长署名的,我们也得由秘书长回复啊！这就造成了“人参专家”事件.这件事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被中央知道了.不久,苏联正式撤退专家了.中央的态度是：“让他们撤,我们自己干！”但是我们要把专家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我们要讲究友谊,他们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还是感谢的.毛主席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很有意见.从整个国家关系看,毛主席的态度是对的,很硬的,不软.有骨气,有自尊心！但是,对科学院在人家撤退专家的情况下,还复电同意他们的专家来,很恼火.当时,有人向他汇报说科学院发生了事,在这期间还复电苏联科学院欢迎他们的人参专家来,不对呀！“啊！”毛主席说,“还有这个事啊！把电报拿来给我看.”毛主席一看,“噢,有！还署名‘杜润生’！”他说：“杜润生是我批评过的‘小脚女人’哪！与邓子恢在一起呀！怎么搞的科学院拿去重用了！不仅当秘书长,还当党组副书记呀！谁决定的”毛主席批评了,也没有通知我,结果彭真同志在全国开会议,在各个省市委书记小范围内,讲中苏关系破裂了,讲了撤退专家的问题.同时,又传达毛主席批评科学院,点名批评了杜润生秘书长,发电报给苏联科学院,同意苏联的人参专家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杜润生不应该这样重用！说受到批评怎么科学院还重用,还提拔！”“哎呀呀！”还有这个事啊.当时我也很紧张啊.我说反正我负责吧.这个事情虽然事前我不知道,总是科学院的事嘛,我负责.周总理化解了矛盾刘：这件事通了天,毛主席发火了,后来是怎么化解的呢
张：全国会议之前,彭真同志也没有找我谈过.会后我就找周总理了.因为当时向科学进军和他来往比较多,有些事我找他,他愿意接见.我就向周总理汇报.我说：“杜润生当秘书长、当副书记是我提的.为什么提工作需要,他条件好、适合.我需要这样的同志,对党的工作有利.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第二,这件事,这样批评杜润生同志不公道！因为发这个电报他不知道,是另外一个副秘书长发的,用他的名字.为什么用他的名字呢因为这是科学院对外的规矩.你这样怪杜润生,把责任归在杜润生头上不公道,不能归他,应该归谢鑫鹤负责.”周总理听了以后说：“怎么办呢毛主席发了话啦！”我说：“这样吧,我建议采取中间办法,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不尊重不行.他已经发了脾气,要撤杜润生的职啊,还如何如何的.那就把他这个党组副书记暂时撤掉吧,秘书长保留.工作还是要他做,不然我没有助手,我就请求中央另外找个同志来,我不在科学院干了.本来应该撤我的职呀,我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嘛.我不负责任,推到下面去不好.”周总理听到我这样一讲,他说,“哎呀,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我说,你要给毛主席讲清楚哇！他说：“好吧,科学院还是你负责.杜润生问题,就按你的意见处理.”这样就把他的副书记去掉了,还是当秘书长,工作照做！哈哈！这个人参专家问题就这样化解了.
聂老总称赞“十四条”
刘：杜润生同志在科学院还起了什么作用
张：杜润生在科学院又一次起重要作用,是在三年“大跃进”带来生产破坏、经济困难,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饿肚子,浮肿,中央的总方针要调整嘛！要对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上纲、上线这个办法进行调整,不然过不下去了,饿死人哪！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带头检讨嘛！在这个情况下各行各业都要调整,那么科学战线呢,我们研究搞个若干条.在科学院我们搞了个14条调整纲要.这14条等于对科学、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科学工作本身的调整.14条搞出来以后,我到杭州去向聂总汇报.聂总听了汇报很重视.他说：“14条很好！”他非常赞成.他说：“不仅科学院,还要扩大,全国都要这样搞！”因此,交代再用他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给中央.科学工作调整为什么要搞14条的道理,让我提出几个问题来,以聂荣臻同志的名义报告中央,请中央批准14条,同时也批准聂荣臻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我主要是靠老杜,他是我的大秀才呀.他组织一个班子搞出来了.这个报告把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了,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科学家的看法.最后经过聂总同意,就上报中央了.中央书记处讨论科学14条及聂总的报告,聂总要我列席,代表他在中央会议上做说明,因为当时聂总身体不好.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文件在科学战线来讲比较重要,中央要求在全国实行.14条在科学院贯彻得比较好,起了很大作用,在其他单位也起了一定作用.
“文革”初保护郭沫若
刘：能不能再谈谈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境中保护他人的事情
张：那个时候第一个压力最大的是我,第二是老杜,其他就是裴丽生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头的时候,中央还有一段吸收我参加“516”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大会堂.那时毛主席在杭州.我主要是保郭老！郭老有一封信给我,我就转给中宣部,要他们迅速转给中央,反映一下.他那封信哪,讲得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调子越来越高了,郭老也是很敏感的人,他写信给我,他不写信给中央,因为我是党组书记.他信中说,我以往的著作像一个臭茅屎缸,被一个盖子盖住了,一揭开呀,臭不可闻.因此,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当院长,请你转告中央把这个院长免掉！我觉得问题严重了！郭老这个人很自尊.我赶快把信转到中宣部,请中宣部立刻转到中央.以后,中央开“516”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时候我估计中央接到我转去的信了,可能还有中宣部提出的意见.这时候中央办公厅来一个同志找我,他说郭老到四川老家去了,要他回来.我们派专机接他回来,参加中央会议.就是“516”在北京召开的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科学院去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范文澜.在转给中央的信上,我写了意见,我说：“郭老很紧张,希望中央注意保护他.”这样把他给保护起来了.后来他的孩子受冲击,但是他本人没有受冲击.本来我们也想起草类似反右派斗争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并经过酝酿,但是后来我也被冲击了,被打倒了,最后也没有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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