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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有关论文范本,与监狱行刑理念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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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监狱行刑理念是整个监狱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是监狱文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监狱行刑理念创新就是以实现行刑公正最大化为目标,以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为主线,对传统监狱行刑理念与实践进行审视与反思,经过新旧互动、中外兼容和优胜劣汰,逐步建立与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统一的现代行刑理念.目前,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理念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因此,需要超越传统行刑理念,以促进行刑理念的现代化.关 键 词：监狱；行刑理念；创新；实务研究中图分类号：D9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2）12-0118-05收稿日期：2012-08-23作者简介：高汝成（1964—）,男,江苏滨海人,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制办主任,副教授,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监狱学、社区矫正.理念决定实践,理念指导行动.监狱行刑理念的发展趋势、价值取向是决定监狱职能发挥的主导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行刑主体的思维和价值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深刻探讨监狱行刑理念创新,对于促进行刑理念现代化,正确贯彻“首要标准”,建立公平、正义、规范和人权相统一的监狱工作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监狱行刑理念概说（一）监狱行刑理念相关概念“理念”通常指社会活动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较为系统而理性的一些观念、信念.本文研究的“理念”是特指那些能够内化为人的信念和思维习惯并自觉成为人们行动指南的相对稳定而恒常的观念.监狱行刑理念,是指导监狱制度设计和监狱行刑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它蕴涵着法律理性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升华到理念的行刑思想体系,应当是最高的、根本的、宗旨性的意识形态,是主导监狱改革发展的价值观.监狱行刑理念创新,也是对我国传统监狱行刑理念与实践进行审视与反思.经过新旧互动、中外兼容和优胜劣汰而逐步形成的与我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契合,与监狱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发展相统一的现代行刑理念.（二）监狱行刑理念创新践行的偏离我国监狱行刑理念受到“严刑峻法”、“重打击、轻保护”、“重政治、轻法治”、“重生产、轻改造”、“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行刑观念的影响,其弊端日益凸显,其现代化的需求日趋迫切.但是,行刑理念创新也要防止顾此失彼和极端化的现象.比如,少数监狱民警受行刑人道主义理念的影响,将人权保护推向极致,不惜牺牲行刑效率,甚至出现了对服刑人员不敢管、不愿管等妥协执法现象,从而助长了一部分服刑人员对抗管教、无理取闹等嚣张气焰.“我们把我们的监狱建设的过于现代化、过于文明,以至于监狱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我想,这样会导致整个刑罚本质的颠覆.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刑罚如何文明,不管我们的社会如何向人道方向发展,刑罚首要的属性仍然是惩罚,是惩罚就意味着痛苦,这点我们必须强调.”[1]（p471）因此,我们在摒弃陈旧行刑观念的同时,也不能用牺牲惩罚罪犯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护的“美名”,而应秉持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这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再如,有些监狱将行刑效益理念曲解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监狱生产、安全防范和教育改造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更为普遍地是,全国监狱系统在“安全第一”思想的驱使下,不惜在监狱基础建设上展开“竞赛”,罪犯会见室从没有隔离物到增设铁丝网再到设置玻璃墙,监狱的围墙从院落到围墙再到加高加固、增设蛇腹网等,将原来独具特色的“开放式”监狱农场无等级区分地一体化为“封闭式”的监狱工厂.这些做法,实际上是用罪犯越来越远离于正常社会的手段,去追求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形成了手段与行刑社会化理念下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三）监狱行刑理念创新本土化的导向当前,引用和移植西方行刑理念已成为监狱行刑理念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我国监狱行刑理念创新本土化应当立足国内行刑现状,以实现行刑理念与行刑公正互动契合关系为指向,对西方现代行刑理念进行适度化改造,合理吸收其精神内核.例如,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的选择.西方社会推崇普遍正义优先原则,而对个案正义实行有条件和有限制的支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普遍正义享有优先权.相比之下,我国奉行的行刑理念多倾向于个案正义.上世纪90年代我国监狱重点整治时使用电警棍、超期禁闭等手段就是典型的例子.个别案件违规执法,破坏了程序正义,服刑人员的人身权遭到非法侵害导致普遍正义被破坏.考虑到我国历史传统对个案情节、狱内违法行为以及特定法律行为情感化因素较强的特点,对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要适当使个案正义理念优先化,而在其它案件中则应坚持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并重,并视具体情况有所倚重来发挥正义标准理念的作用.再如,法律至上与民意舆论之间的抉择.当前,在非监禁刑已成为主导世界性行刑潮流的形势下,我国监狱扩大假释比例的改革在舆论的反对声中不得不放慢脚步.分析原因,主要是我国的行刑理念强调法律与民意的并重性,特别强调行刑社会效果.在民意与法律发生矛盾时,司法与刑罚执行机关很多时候要被迫考虑民意的因素.而西方的行刑理念强调服从法律,它认为民意由于范围与人数具有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因而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制度力量的保障使其执法者不必为迎合民意做出有违法律的裁定.因此,我们要改变任何行刑行为都要讲究社会效果,防止民意的误导从而陷入“多数人暴政”,而对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案件,要坚定的优先考虑法律效果,对法律外的非理性民意不纳入裁决考虑之范畴.二、监狱行刑理念创新的制约因素（一）传统行刑理念的制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入宪.然而,监狱对人权保护理念的贯彻还存在错误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一是权力本位思想.当前,服刑人员的权利被随意处置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如被强制剃光头、着标志性囚服、会见中被监听,超时、超强、超体力劳动,甚至违反规定使用警戒具和禁闭受刑人,等等.行刑主体的主导思想偏离了服刑人员的权利保护,放任了手中权力的行使范围.法律的本性是“权利”,而非“权力”.“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2]其实,服刑人员也同普通公民一样有着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渴望被尊重,渴望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义务本位思想.建国以来,我国监狱长期作为“专政工具”而存在,改革开放后的起初几年,“专政工具”的理念还持续产生着支配性影响.“1983年,江华院长在工作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依然将司法机关作为维护几大阶级利益、针对少数分子实施专政的工具”.[3]（p35）这种强调斗争的思维模式,使受刑人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使监狱过于强调受刑人的绝对义务,导致监狱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漠视.例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刑事政策,历经我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型,从未发生过实质性的变化.受此影响,我国行刑制度有着一个潜在的深层次结构,那就是强调服刑人员的如实回答义务、拒绝狱内违法者诉讼主体资格.同样,义务本位下的狱内侦查模式,使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犯罪嫌疑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理念均无多大现实存在的空间.（二）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的冲击社会舆论、媒体与监狱行刑活动共同维护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公正,前者对监狱行刑权的监督是保障言论自由、公民知情权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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