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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方面论文范例,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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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主流；另一方面,在极为特殊的传媒生态下,思辨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思辨研究又难以真正展开.这势必会削弱研究本身的思想分量和批判力量.[3]因为不满于现状,他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媒介批评和文化研究上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实发展新闻传播学术中的批判主义路径.2008年,他创办并主编《中外媒介批评》集刊；2011年,他出版了《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同时,他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论文,并在多个公开场合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媒介批评与文化研究切陈己见.然而,随着批判研究的深入,董天策遇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批判主义的实现一般贯穿着两种策略.一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还原：它通过廓清资本主义系统（理念、制度、习俗）在发生、流变、“合法化”背后的权力操纵和意识形态因由,揭示出这一理念、制度、习俗在“血缘”上的不洁.二是乌托邦的审美化洗赎：通过将肉身快感、神秘沉思、解放实践“提升”为具有高阶价值的美学设定,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法理性、规范性做“居高临下”的俯瞰.前一种策略将现状贬“低”,后一种策略将自己所持守的价值拔“高”,而在此高低势差间,一切规范（包括社会制度规范和知识场域规范）的合法性根据都被拒绝、消解.这种批判无疑具有反思的力量,但也潜藏着解构一切的危险：当它变成一种绝对、抽象的否定性时,它对于一切范式以及借此范式所作的学术评价,都只能保持僵化的“造反”姿态.更有甚者,若这种变形的“批判”被一些学者滥用、误用,就可能成为主观化、浅薄化、空疏化研究的“辩护状”.董天策反思道：很多研究由于缺乏标准,轻视范式,常常沦为“缺乏文献基础的‘主观想象’”“缺乏知识积累的‘自说自话’”“缺乏逻辑分析的‘含混表述’”,这都显示出“研究逻辑的‘自治性不足’”[8].
董天策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在他的右边是经验主义的大军,他们奉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的告诫为最高宗旨,只过问由问卷、数据堆砌而成的所谓“事实”,而克制地拒绝一切反思和价值判断；在他的左边是批判主义的骑队,他们高举“批判的武器”,以阶级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的尖刀挑破一切“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的虚伪面纱,但在他们的前方,很可能又是虚无主义的深渊.对于董天策来说,如果放弃批判态度,新闻传播学术将复又沦为一种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但如果对现有的批判策略不能进行规范,批判研究潜藏的解构性和随意性不仅对学术规范和社会法理的建构无所建树,甚至还会使自身在学科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如何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这是走出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对董天策来说,答案仍潜藏在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力量.
《论稿》特别援引乔纳森·卡勒的观点：“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对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9]作为反思的批判只有将这种质疑精神推进到自身,意识到自身面对复杂经验的不同层次、不同面向时之“可为”与“不可为”,才能保持批判本身的开放性.具体到董教授的新闻传播研究而言,这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又可展开为三点.第一,将历史社会学分析“扬弃”为历史主义分析.历史社会学分析采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将知识的发生轨迹进行社会学还原,在此还原下,许多范式、理念、文化背后隐藏的权力操控、派别（阶级、集团）利益即展露无遗,其合法性也就被消解.但是,这种批判思路将“发生”与“规范”做了混淆：虽然某一价值观念从发生角度看存在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当下就不具有“规范”要素的潜力.正如董天策所言,“对某种文化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分析与评价,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而须“将其放在历史进程中来分析其进步意义与消极影响,以及二者在特定语境下的转化”[10].董无疑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历史主义眼光,容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批判精神,同时纠正了其还原化思维和消解化立场.第二,批判范式的语境化.西方批判学派进入中国以来,不少学者不加反思地站在这些理论创始者的原初立场,对彼时、彼地的不少概念生搬硬套,造成批判理路在特殊的国情社情前屡屡“错位”.董天策认识到,文化“都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即特定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西方批判学派的一些基本理论范式必须实现语境化,即在历史和区域维度下的充分当下化.[10]第三,有鉴于前二者,批判主义对实证主义不是简单拒斥,而是辩证吸收.价值理性主导下的批判研究,完全可以吸纳科学谨严的实证“方法”而拒斥狭隘、僵化的实证“主义”.在对中美传播学论文的对比研究中董天策发现,定量研究、实证调查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程序和技术,而这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却都严重不足.[11]在《论稿》收录的不少论文中,我们也看到不失批判立场的实证研究.
作为范式整合机制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以上梳理展示了董教授对“困局”反思的基本路径和立场,那么,这种路径、立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以何种方法论为保证,又如何让不同范式在学术研
新闻传播方面论文范例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术传统中有两种范式融合方式.一是以学派为依据,这以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最为典型.学派是基于地缘学缘而自发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间在许多方面具有互通性和传承性,以之为依据比较接近学术史产生、发展、流变的真实原貌.但此种书写更强调对某一学派的历时性描述以及不同学派间的天然差异,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有效融合.另一种则以大全体系为依据,这以中国近年来各种“导论”“概论”“通论”“教程”为代表.董天策赞誉此类书写在学科初创、引介阶段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也看到,“一旦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建立,学术研究又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此种体系化书写就多是外在“组合”而非内在的“融合”,甚至是重复性、机械化的拼凑,无法真正实现范式的融合与拓新.[3]他认识到：“从学术策略上,新闻传播研究要建构那种‘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是不太现实的.”[3]但零敲细打的碎片化、细节化描述,则又与其“深化学理内涵”的追求相异.鉴于此,他认为“可行的路径应当是建构罗伯特·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3].在默顿看来,“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12].而能将“高层”理论与“低层”经验勾连起来的,恰恰是一系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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