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方面论文范例,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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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传播学术困局内含两种知识旨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这也是现代知识的基本矛盾.董天策教授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基础和视野,其切问致思常能将微观的个人学术思考、中观的专业学术格局、宏观的思想知识谱系三者穿透勾连,极具启发性.以其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传播学术理路做简要的梳理和透视.

【关 键 词】董天策；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范式；问题意识；现代性

评价一位学者的标准是多重的,但在笔者看来,核心不外乎二者：一是从专业视域看其是否具有独到的问题意识和学理贡献,进而在纵向上推进学科的发展；二是其研究是否超越了学科界限,而推进到更为宏阔的思想（知识）坐架中做横向的勾连和定位.

董天策教授从1989年开始致力于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8部专著、发表200余篇论文,就理论和实务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做过深入探讨,同时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媒介批评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工作等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与最近2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之发展历程,互相伴生、互为参照.然而,这样一位领域内“专家”却起步于唐宋文学,复又取得文艺学博士,因而其新闻传播专业著述不时透露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底蕴.他的专业思考总能在宏阔的思想史背景与纷杂的生活世界前景之间自由穿梭,因而独具深广的看视维度和凌厉的批判锐度,这在当代新闻传播学者中并不多见.

2012年底,董天策教授的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以下简称《论稿》）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他从2004年至2011年的73篇论文、访谈,涉及新闻传播学术多个面向,极具代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引论”部分,董教授就新闻传播学术的基本困局、致思路向、学理规范和新闻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等都做了透彻论述.在此种反思下,书中各单篇文章便相互生发为一种内在的体系性,借此体系性,我们可以摸寻其学术思考的基本理路,亦可沿此理路透视新闻传播学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困局

《论稿》开篇即点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面临的诸多问题：学术水平不高、学理规范失据、创新能力有限、人才培养乏力等具体到理论研究上,则充斥着大量评论化、阐释化、经验化、感性化的低层次、重复性“成果”,学术精品与学术名家鲜见.而这些病象下更为深层的病因又是什么呢?要想廓清这一问题,须在更大的语境中考量.

董天策与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自传播学引介到国内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关系就被断续讨论至今,有些争论甚至十分激烈.仔细审视,论者多纠缠于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重点、方法,而少有人系统辨析各自背后的精神质地.以语用学角度观之,学科之“名”与“实”都必然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1],其分域和归属既有赖于背后的知识分类标准,也受制于学术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与偶发因素.更何况,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景观中,随着主体性的“物化”以及消费逻辑对一切“物”的重新编码,现代性社会分化出的“每个领域都扩张到尽其所能的领域中去”[2],各自独立的专门领域之间出现解分化现象.这意味着,在信息社会,“传播”与诸学科、领域间的渗透、交叉、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新、重建将不可避免；复意味着,除少数传统悠久的学科（如文学）和研究对象极为严格的学科（如逻辑学）外,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多数社会科学将不可能以其研究对象、方法而为自己划出一块安身的“自留地”；还意味着,对新闻传播学术困局的诊视与回应,必须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用董天策的话说,就是“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着眼于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3].

其实在传播学的起源地美国,这门学科自身的范式危机也从未间断.早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就看出当时传播学中实证性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与反思性的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之间存在分殊,此一分殊后经罗杰斯、沃尔纳等学者的书写得到进一步强化.批判学者常批评实证学者将物理科学的方法用于人类和社会,忽视了媒介背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而实证学者也指责批判学者没有提出证据就做出结论,用争论代替学问而难以产生新知识.[4]1983年、1993年两年,美国《传播学季刊》先后发起“领域的骚动”（Fermentinthe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FutureoftheField）两场争论,传播学的范式危机更加凸显.[5]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式危机不仅“横移”到汉语传播学界,更外化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持久争吵.在董天策看来,“范式”的义涵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技术,而要深入到研究立场和主体视域.他认同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关于“社会科学三类型”的划分,即按照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将科学分为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3]传播学经验学派近于以技术旨趣为导向的经验分析科学,而批判学派则近于以实践和解放旨趣为导向的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经验学派“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而批判学派则着眼于从不同视角打量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6]

应当看到,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二分法,对来源于不同学科、地域的传播学各支流无法做全面细腻的展现,故而对传播学范式是二分、三分抑或四分,以及据何来分,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意见.[7]不过,二分法却基本彰显了传播学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甚至,董天策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两种旨趣的分殊,置于新闻学中也仍然有效：新闻学中的实务主义、工具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专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亦复如此（只是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比新闻学中的实务化的“经验之谈”更具现代科学研究的典范性和严谨性）.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其症结正是两种不同立场和视域的冲突、拉锯、调和及其难以调和之困境,而这又生发出研究重心是“信息”还是“意义”、研究方法是实证调研还是质性分析、研究目标是“经世致用”还是“反思批判”、研究者定位是技术专家还是独立学者等种种具体问题.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

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董天策教授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一直充满忧虑：一方面,实务性、实证性研究越发成为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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