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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宋初期大的思想背景下对苏洵《史论》进行了考察,认为苏洵把宋初文人的思想精神贯注到了他的《史论》之中,从而使他的《史论》凸显出了独特的意义,即“史”在乎政统与道统的统一,而作史则关乎政统、道统与文统三者的统一.

关键词:苏洵史论自觉精神道统政统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TheobservationoftheSuXun's"Historicalessay"onthethebackgroundofearlyNorthernSongDynasty'sideas

BIHong-gang[1][2]

([1]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aoning•,Shenyang110034,

[2]AnshanNormalUniversityLiaoning•,Anshan114007)

Abstract:theSuXun's“Historicalessay”wereexaminedonthethebackgroundofearlyNorthernSongDynasty’sbigideas.IconsiderthatSuXun's“Historicalessay”havethespiritoftheNorthernSongDynastyauthor'sideas,andthismakethathis“Historicalessay”havespecialmeaning:“history”caresaboutthepoliticallegitimismandtheConfucianorthodoxy,andwhomakesthehistoryrelatestothepoliticallegitimism,theConfucianorthodoxyandtheliteratureorthodoxy.

Keywords:SuXun,Historicalessay,Consciousspirit,Confucianorthodoxy,Politicslegitimism

苏洵于景二年(1035)始发愤读书,之后屡试不中,庆历七年举制策复不中,遂绝意于科举之途.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说:“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于此可知,苏洵参加科举是在范吕党争与庆历新政之时,而其专意于学术则正好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而这段时间正是北宋文人自觉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钱穆说,“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著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是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②

苏洵已经有了政治上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他在专意于学术时似乎已经受到了当时党争风气的影响.他久已仰慕欧阳修,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五书》中说:“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这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欧阳修《朋党论》的影子:“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在同一篇文中又说,“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邪.”这种主体意识在后来的新旧党争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身上继续得以加强.余英时说:“他们两个(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主体,他们只能本着所持的原则和皇帝‘共治天下’,却不能为了爵禄之故,召之即来,有如仆从一样.”

本文将在宋初文人的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去考察苏洵的《史论》.苏洵虽学纵横之风而好发异论,然大体不出该时代之思潮耳.

一、《史论引》的考察

苏洵的《史论》作于何年不可考,但当是在皇三年(1051)至至和二年(1055)之间.至和二年,雷简夫《上张文定书》说:“《史论》,真良史才也”.

他作《史论》,自以为是迎难而上.他在《史论引》中说: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唯子《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于是可知,苏洵作《史论》主要是基于对唐代史著情况的反思,在宋初文人自觉精神的关键时期进行这样一种反思,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至少可以透露出在唐代文化向宋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即宋代文化初步形成时期的文人的一些重要信息.

二、《史论上》的考察:忧小人而作史与史经互补之论

(一)忧小人而作史

钱穆说:“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③在此基础上,君子小人之辨成为了宋儒一个重要且严肃的政治主题与文化主题.这样一个主题来源于朋党论且突出地表现于并指导着党争的具体政治和文化实践.苏洵没有作《朋党论》,却以《史论》以及其他文学创作方式参与了这样一种运动.如前文所引“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以突出了君子小人之辨的理论基础:义利之辨,而他作的《辨奸论》则实际上宣告了他对这种思潮的介入,甚至是对实际朋党斗争的介入.④而苏洵的《史论》不同于其他人的史论,却也正在于他把君子小人的思考渗入在了史的思考中并因此深化了这种思考.

苏洵认为史之作在于“忧小人”.他在《史论上》中一开始就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杌》.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他按照当时一般作朋党论辨君子小人的习惯,在谈论小人时引用了“四凶”的典故,虽然这种用典是另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呈现,并且紧扣主题,但我认为这也看出他受当时君子小人之辨思潮的影响.当然,如果单纯地就“史”本身而言,这种“以史惩劝小人”显然这是对《春秋》的传统的一种继承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