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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力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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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国家的政治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内方面是指对内的能力,属于执政能力的范畴,国际方面则属于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治力受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而表现出两重性特点:优势与不足并存.一方面,虽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缓慢,但中国政治对内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推行“左”倾路线,民主政治生活非常不健康,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了解不多,或者因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攻击中国政治,使中国对外的政治感召力弱小.从国内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力的国内动员力强大,而国际动员力弱小.这样的特点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加强中国政治能力建设既是提高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内部政治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政治能量”交换正常且顺利进行的保证.
关 键 词政治力两重性政治发展政治能量
作者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20)
政治力即政治能力,有时候也可以与政治实力通用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力的大小强弱是衡量国家政治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当今中国正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有效地进行各种风险控制、有效地解决政治冲突、有效地进行国民动员、有效地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行公平的公共政策,以及是否有效地拓展与保护中华民族的海外利益和进行必要的国际动员.因此,加强国家政治力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政治力的内涵及构成
究竟什么是国家的政治力呢美国政治学学者罗伯特杰克曼(RobertW.Jackman)认为,政治是利益和价值分配引起的冲突,所以政治能力就是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制度与合法性.当政治能力体现为制度能力时,它表现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实际年龄和实行宪法以来的代际更替年龄,当政治能力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的实施与贯彻.[1]很显然,杰克曼把政治能力完全放在国内政治的分析框架之中,把政治能力视为国内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在当今开放的世界,国内政治发展与国际政治环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推动之下,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跨国互动关系的发展,催生了日益频繁的跨国政治,这标志着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多元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代表跨国网络特点的回飞镖影响模式就会出现:国内非政府组织绕过它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2]因此,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完全分隔开已经不合时宜.
国内有学者的确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分析国家的政治能力或实力.例如,阎学通教授认为,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员能力.国内动员能力是让本国人民自愿支持政府政策的能力,国际动员能力是让他国自愿支持本国政策的能力.他认为,从内容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权力和信誉两方面.国际政治实力的权力包括了一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拥有的法定权力,如参与权、投票权、提案权、否决权等,战略信誉则是其他国家对一国执行其所宣示的政策的可靠性的判断.信任的国家越多,一国的战略信誉就越高,否则反之.战略信誉高的国家盟友多,战略信誉低的国家盟友少.[3]但是,一方面阎先生把政治实力与权力等同起来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阎先生虽然从国际、国内两种视角来分析政治实力,但他只提及到国家的动员能力,实际上除了动员能力之外,政治实力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家政治力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对内的能力,属于执政能力的范畴,后者是对外的能力,属于外交的一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国家政治力由资源配置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危机和冲突的解决能力、国内动员能力组成.资源配置能力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执政能力的最直接体现.资源配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二是公共资源的社会配置.这两个配置过程的合理性、有序性和有效性可以体现国家政治力中资源配置力的大小.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无非两种:行政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配置手段没有好与坏之分,这早已是定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危机有摧毁美国金融体系的趋势,为了拯救金融体系,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并且违背了一向信奉的自由市场主义原则,而掀起了一股“国有化”浪潮,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成为众多私人机构的控制性股东.可见,无论哪种配置手段,归根到底还是要看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合理性、有序性和有效性.如果达到了这些要求,那意味着国家的资源配置力是强大的,反之就是弱小的.公共资源的配置涉及到具体利益的分配问题,在这方面,资源配置力体现在:以公正、公平的制度安排为基础,妥善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这也是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风险是指客观的实际与主观的预期之间的偏差,偏差越大,风险越高.同样的道理,政府施政的实践和施政目标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而政府风险控制力的大小表现为施政实践与施政目标之间偏差的大小.二者的偏差越大,表明国家的风险控制力越小,偏差越小,则国家的风险控制力越大.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测算标志是国家的短期、中长期发展战略落实到何种程度.
危机和冲突是风险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的爆发.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低效或无效,公共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不公平,以及施政的实践与施政的预期目标之间的偏差超过了某一临界点,这一切都会导致危机和冲突的出现.国家风险与冲突的解决能力的大小,与国家采取控制危机与解决冲突的具体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方式包括:武力、控制(或操纵)和对话(或说服).武力的方式显示的是最弱的解决能力,控制略强,对话的方式表明国家解决危机与冲突的能力最强.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和冲突,表明国家面对危机与冲突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只好采取“最后的手段”.因此,这时候国家的解决能力是最弱的.控制的方式表明国家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于是只好把有关的信息、过程和政府的意图都隐藏起来,来最终达到诱使对象追随政府的意愿.由于真相只能隐瞒一时,一旦面纱被揭开,政府的能力将受到新的挑战.因此,与武力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所显示的危机与冲突的解决能力相对强一点,但并不可靠.对话是指在双方没有任何压力之下而进行的相互说服和自由接受.用对话的形式而成功地解决危机与冲突,表明国家解决危机与冲突的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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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员能力是指政府集合与组织人员和物质来实现政府目标的能力.人员是否能组织起来,物质是否能集合起来,是建立在人员对政府的信任和对自身集体身份的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国民的动员能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二是民众对自身集体身份的认同程度.两个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但对自身集体身份认同度高,这样的人也会响应政府的动员.这种情况在战争条件下非常突出.例如,当一个国家被外族侵略时,一个腐败的政府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的,但为了自身的政权,政府号召民众抵御外族的侵略,民众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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