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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生活美学与文化生态学美学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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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世纪初年,文艺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提出源于费瑟斯通那本《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theaestheticizationofeverydaylife)这个观念并且对这个观念的意义作了多重解释.(1)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第一种解释是指反经典艺术的亚文化的产生及其影响,比如当一只瓷溺斗或朽木片被当作艺术品摆进画廊时,“审美”就不再如经典美学和艺术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而是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发现,从而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抹去了艺术的神圣光环.第二种解释是把生活转化为艺术,通过标新立异的行为而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不同寻常的感觉和品味,使生活变成审美的活动.19世纪巴黎艺术家们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表现就是这种例证.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现的需要.第三种解释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当代文化的影像或“仿像”特征,日常生活的现实内容被符号与仿真影像的生产和消费所替代.这里的“审美”变成了将人导入迷狂的感官幻觉,“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因此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影像化和幻觉化.
正如《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费瑟斯通把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当作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时代的问题来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他的一种基本美学立场:经典意义上的审美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这正是以康德“审美无利害”为轴心的古典美学观念),而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属于消费文化时代的新问题.他提到的三种解释超出了“后现代”的时间范围,向前回溯到了19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美学.不过在他看来,19世纪文化精英们的反传统思潮与20世纪的大众消费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和生活之间保持距离观念的背离,只不过前者是精英的自觉反叛,而后者是消费者快感的满足.
费瑟斯通关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观念和当今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许多文化批判理论不同.许多中国学者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会区分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大概意思认为前者是工具理性的现展,而后者是批判精神的现展.按照这种二元现代性观念,由波德莱尔开始的现代主义美学精神是对工具理性精神的反叛,而当代消费文化则是工具理性造成的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二者是相互对立的.但在费瑟斯通看来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对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T.S.艾略特的《荒原》、蒙克的《呐喊》、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之类惊世骇俗的作品通常被解释为对现代文明的抗拒,因而成为“审美现代性”的根据.但费瑟斯通注意到的却是现代主义的另一面,即对古典传统反抗的一面.在他看来,先锋派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反抗是把传统艺术的神圣光环消解而使艺术成为生活方式,恰恰是这种生活化的美学使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文化:
在艺术反文化(artisticcountercultures)的发展中,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巴黎豪放派与先锋派艺术中,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孔德奥雷塞,直到后来的厄邓德得龚古尔、孟德斯鸠及于斯曼等人的作品与生活中,人们都感觉到了它们的神奇与吸引力.这种既关注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2)
费瑟斯通在这里勾勒出来的是一条走向生活化的审美文化发展线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含义是以艺术的生活化消解了传统艺术精神的超越性,与中国学者所谈论的作为文化批判力量的审美现代性发生了龃龉.
“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现代”这个概念的涵义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按照中国比较常见的关于“现代”的历史分期概念,虽然有各种具体的差异,但就大体而言问题还不多,基本上是指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的这半个世纪.但在西方学者那里问题就多了:有从19世纪后期“现代派”的发生算起的,有从18世纪启蒙主义兴起时算起的,更早的则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不列颠百科全书》讲到文学史的“Moderntime”,就是从文艺复兴算起的.照这样算起来,“现代派”所反叛的“古典主义”其实还是“现代”美学.在这种语境下谈论“审美现代性”就有点不知所云了.也许真正能够成为议题的不是“审美现代性”,而是现代审美活动的发展演变问题.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议题,意义不在于为“现代”美学下定义,而在于当代语境下审视美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化批判性的审美现代性还是“视像与快感”化了的当代审美文化,都面对的是当代审美活动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西方古典的认识论美学、存在论美学到实践论美学,而后是后实践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美学研究的视野逐渐向文化现实扩展渗透.或许这种转移可以称之为生活论转向吧.
二
费瑟斯通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多重解释预置了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论,而这场争论果然在中国文艺学界发生了.争论的起点就在于关于审美与生活关系解释的多重可能性.
从鲍姆加登为美学命名开始,经过康德关于“美”的四个契机的阐释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到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条被费希纳称为“自上而下”思辨研究美学的道路构成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形态――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美学形而上学.而把审美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研究构成的现代生活论美学,对于形而上的西方古典美学而言当然意味着叛离或超越.不过,这种美学其实不是从费瑟斯通所说的后现代才开始的.早在18世纪末,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的所谓“游戏说”理论就认为审美活动应当是游戏,即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的自由的生活活动.虽然人们认为席勒的“游戏说”源自康德的“自由的游戏”理论,但康德心目中的自由指的是无目的性,是与日常生活的目的性相对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席勒谈论的“游戏”却是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冲动相关的概念,他认为人如果缺少了现实的感性冲动,就会变成萎弱的人而不会有自由.席勒在书中更常常具体地用艺术、体育甚至战争等现实生活活动来阐释他的游戏冲动观念,后来的生物社会学家斯宾塞又把席勒的游戏说引申为剩余精力理论而形成所谓“席勒―斯宾塞理论”,就更加贴近了现实的肉体生活而远离了康德的形而上学精神.
后来的学者对席勒的游戏美学提出了许多批评,比如认为基于精力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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