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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文学类论文例文,与古代文学的历史想象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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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寂中窍,十得其七.等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他敏锐地注意到批评与创作可以各尽能事,其发展也并不同步.可见,古人对于文学与文体演化、嬗变规律有相当圆通的认识,有比复古、退化或进步等单一的概括更复杂、更准确的内涵.文学史想象,需要我们在无文字的空白之处,创造性地而又合理地建构出古人的精神与古代文学史的内在脉络.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十分重视“辨体”.各种文体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已形成自己相对独立和稳定的艺术特征和总体风貌,古人称之为“体”、“体制”、“体格”等.《文镜秘府论论体》：“同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张戒说：“论诗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岁寒堂诗话》)先体制后工拙是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条普遍原则.这是有明确的理论阐述的,但占人有些文学理论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是体现在具体的批评与创作之中.比如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在在可见.在文体融合时有什么样的规律呢我们从大量的批评与创作中可以发现古人一种破体的通例――尽管没有人公然标举――这一通例和文体正变、高下、尊卑的观念大有关系：在创作近体时可参借古体,而古体却不宜借用近体；比较华丽的文体可借用古朴文体,古朴文体不宜融人华丽文体；骈体可兼散体,散体不可带骈气.更为具体地说,以文为诗胜于以诗为文,以诗为词胜于以词为诗,以古人律胜于以律为古,以古文为时文,胜于以时文为古文等了解这个通例对于我们了解宋代以后诗文创作和批评很有益处.
对于古代文学思潮的把握,不能局限于古人的文学理论表述.每个时代文学思潮的表现是多样的,见诸文字的理论如专论、序跋等,容易为人所注意和认可；但是许多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事物或现象,有时反而可能更真切地反映人们深层的思想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文坛上,出现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当时诗学批评主要是揭示与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作用,这对儒学强调文艺为政教服务的传统美学观念起了一定的解构作用；然而在当时的创作形态上,却反映着另一种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气,即在创作上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这实际上在强化和体现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文学倾向在当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前者有明确的理论形态之表述,故容易为人所注意和认可；而后者并没有明确的理论阐述,主要体现在一些具体而分散的创作形态上,所以往往为前者所掩盖甚至被人忽视.魏晋南北朝所出现和风行的一些具体创作形态如唱和、赠答、公宴诗、同题共作、分题、分韵、赋得、联句等,从总体上呈现一种当时诗坛上带共性的审美趣味：它们都体现出涛歌创作上注熏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倾向,这反映了与当时人们所公开标榜的文学理论迥然不同的趣味.然而这种观念往往为人所忽略,而忽略这一点,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风貌的掌握就可能是不完整的.
文学史想象,还须对原有的文学史前理解有所超越,这些前理解可能已成为我们的“常识”.我们以宋人的古文观念为例.汉代之前,并无“古文”之说.到了司马迁时代,才使用这个概念来指秦以前的文献典籍.唐宋韩、柳、欧、苏倡导古文,“古文”又有了特别的含义.现代权威辞书对于作为文体名称的“古文”定义是：“原指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的散体文,相对六朝骈体而言.后则相对科举应用文体而言.”也就是说“古文”是与骈文和科举考试文体相对的,这也是现代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从宋人所编纂的古文总集收录情况来看,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须略加辨析.宋人古文选本的“古文”一词,不过是古雅文章之含义而已,在文体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定与排它性.宋人的古文选本包括了骈文与辞赋韵文在内的多数文体.宋人柳开也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可见宋人心目中的古文,主要是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他们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与辞赋.这是宋人广义的占文观念.在我们的常识中,古文是与科举相抗衡或相对立的文体,然而宋代古文之盛与科举考试关系却相当密切.被人视为时文的经义、论、策等考试文体,宋初便是用比较自由的古文形式来写作的,以后才渐渐程式化.所谓时文,其实就是程式化的古文.而从古文中寻找文章技法,就成为时文写作的必经之路.唐宋古文家在宋代以至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中,实际上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八大家所定的“文章指南”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可能是“制义之金针”,所以才出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著名谚语.
六
文学史想象,还不仅是古代文学研究单一学科领域里的问题.近现代以来,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处处遭遇到所谓“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文学史想象,实际上也涉及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也需要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在这个更大的问题框架之中,调整自己的未来视野.它应该将思想和研究的立足点回返到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脉络,在中国本身的问题框架之中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可能性.
文学史想象回到自身的传统之中,重获自身的内在视野,并不是回归所谓“还原历史”的旧路,更不是简单拒绝西方的视野.诚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接受了外来文学理论的浸润与冲击,既有别开生面之妙,也有乱象纷呈之忧.时至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意识的增加,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可以有比较平和清醒的认识、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自序》中的论述：“中国的思想传统今天必须通过现代诠释才能在世界配景中显出它的文化特色.等在这一诠释的过程中,我们已不可能避开西方的概念,正如宋代新儒家无法不借用佛教的概念一样.但是现代诠释如果希望取得和宋代新儒学相同的成就,西方的要领和分析方式最后必须和中国思想传统融化成一体,而不是出之以安排牵凑.”因此,文学史想象应该更充分地肯定百年来尤其是三十年来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正面影响.正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之下．中国本土学术资源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它们的价值也才逐渐显示出来.这种显示,与在西方文化传进之前的理所当然的显示与主导已是截然不同.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在现代的背景下产生影响与作用,成为展开文学史想象的新的源头活水.
其实,早在上世纪之初,王国维为《国学丛刊》作序即指出：“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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