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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等等(《唐诗纪事》卷四十、卷六十五),也仿佛使驴子变为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凑起来,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陆游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两方面”的每一个细节,但文学史家富有个性的前理解却可以让一首人们熟悉的诗作放射出异样而绚丽的光彩.

当然,前理解提供了使“见”成为可能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前理解也限定、遮蔽了“见”的其他各种可能性.“善于自见”(《典论论文》)可能就是“圈于自见”.傅斯年曾以桐城派、文选派为例,说明前理解所可能引起的模式与漠视：“假使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写文学史,或一个文选学家写诗史,必然千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们自己欣赏的东西,而于民间文学体制之演成,各级文学作品所寄意之差别,等等题中,所用之材料,不会去搜寻,即遇着也不会睬的.”这样说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不过,傅斯年本人也是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种观念为“前理解”来看待桐城派与《文选》学的,所以话说得不免极端.就是在傅斯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一观点影响下,胡适所撰《白话文学史》也同样难免见与蔽的二律背反,朱光潜评价说：“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字》,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归去来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提及诗歌之源是《诗经》.”胡适之“取”与“裁”实即前理解之“见”与“蔽”.后来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胡适,以人民性、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文学史的“史识”,拔高了杜甫、自居易却也贬斥了李白、李商隐.诸如此类,适可见前理解的两面性.

因此,对于“蔽”与“见”如影随形的前理解,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阐释过度或不足,古代文学研究者亦须保持高度的自省意识.如所谓现实主义,原本是从西方19世纪小说发展出来的一种创作方法与批评原则,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失为有益的借鉴,然推而至于诗、词等其他文体,就不免阐释过度之弊”.虽然一部分诗人的部分诗作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符合这一批评原则与方法,中国传统本身也有“诗史”的见解,但是“诗史”之称,哪怕对于杜诗也仅是部分适合.若以“现实主义”或“诗史”概而言之,势必忽视或曲解了杜甫其他内容与风格的诗作,带来杜诗的阐释不足.

二

自孟子、司马迁、朱熹以降的古代学术传统,都强调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得其“本意”.这一传统表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即是对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的强调.朱自清曾称赞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即使是撰《白话文学史》而被批评“成见”太重的胡适,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亦云：“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都把“还原”作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目标和标准.“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

要“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首先是要意识的还原.当代现象学针对前理解所可能产生的遮蔽,要求作“悬置”或“加括号”的意识还原.在中国古代则有所谓“虚静说”.如朱熹《答吕子约书》指出：“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要求以“虚心平气”搁置或清除先儒旧说,避免曲解和误解,直接经典本意.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是古代文学批评追求的理想境界.“若衡”、“如镜”就是避免主观意识偏颇所达到的公正与准确.罗根泽曾痛感编著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因此自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时尝引《荀子解蔽》篇以自警：“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这种“虚壹而静”的意识还原功夫,目的是获得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使一些不合自己意见的史料和史实也能彰显.罗宗强针对太多“古为今用”的实用、功利目的,呼吁还原到“一颗平常心”,以更好地“求识历史之真”.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主张通过社会历史环境及作者本人状况的考察,达到对原作者的认识以及其创作意图的领会.这已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重视“原读者”,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逼近历史真相的有效途径之一.韩愈《感遇诗》把美女的眼光比作剑戟(“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近现代批评家常常将之作为韩愈尚奇的证据,但钱锺书广引李宣古、李商隐、崔珏、薛能等人的诗、词、赋作的例子,指出这在唐代是一种普通说法：“研究韩愈、孟郊、李贺等风格奇特的作家,我们得留神,别把现在看来稀罕而当时是一般共同的语言也归功于他们的自出心裁,或者归罪于他们的矫揉造作.”相反,在韩愈、李贺等人作品里,也有原本是“奇”的表现形式,因为后来被惯用化,反而变成了平常的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曾借鉴法国文论家里法特尔所提出的“原读者”(archilecteur)概念,主张不直接讨论原作品,也避免个人判断的直接介入,而是多多回溯中国古代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因为这些批评家作为“原读者”,至少比立场不同的我们更接近原作.同时,他们所着眼的文体现象,随着时代的变化所产生出的差异也显示出来.这是将具体作品的文体特色置于批评、阅读的历史环境之中,以求得更切近的理解.

古代文学学术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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